胶东回忆：我这个贫农子弟的本色，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原标题：胶东回忆：我这个贫农子弟的本色，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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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学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七八十年代的胶东山村，民风十分淳朴，乡亲们特别地勤劳，懒汉、混混都被视为最为人瞧不起的二流子。1988年大一时，我第一次去曲阜，惊诧于鲁西南农村很多村民闲站在村头晒太阳，这是我以前所未曾见过的场景。当时的胶东乡亲，似乎永远都是闲不住的，总有干不完的农活。上学的小孩子尤其是男孩，“放学以后去劳动”，也都是理所当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星期天、假期，就更是如此。

那时候，小伙伴们特别盼望星期天时能下雨，因为只有雨天的星期天才是真正的星期天，伙伴们不用下地干农活，而聚在一起做作业、打牌、玩乐。至于假期，那时的农村学校都不放暑假，而是放“农忙假”：一周麦收假，二至三周秋收假。顾名思义，放“农忙假”，就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帮大人们多干些农活。还有一个原因：教师大多是民办教师，他们的农活也很多，农忙时只能停课。当然，小孩子们毕竟力气小，只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那时干得比较多的，我印象中主要有如下一些。

（一）打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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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是农家的第一宝贝，老家当时家家户户都养猪。再就是养鸡、鸭，鸡蛋几乎是当时农家日常唯一的货币收入来源。后来又流行了一阵养长毛兔，但没有能发展起来。不论是猪，还是鸡、鸭、兔，那时都是以喂青草为主。猪草的种类有很多，较优质的是：车前子、灰灰菜、马齿苋、苦菜、兔奶、蒲公英等。打猪草这活，大多就落到了小孩子们的头上。小学生们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挎着小篮子去割青草，割完之后才能在黄昏中抓紧写作业。如果写到了点灯之后，很多家长还舍不得灯油，就会不愿意。

（二）割柴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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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胶东农家只烧柴草做饭（煤、煤气都极晩），家家都有草棚、草垛。入秋之后，腰里别把镰刀上山割柴草，就是大人、孩子们日常的活计。我割累了，就喜好仰躺在山坡上，任由蚂蚱、小虫们在身边蹦来蹦去，耳边是山菊花的沙沙响声……夕阳西下，背起辛勤的收获，独步于崎岖山间小路，遥看山下村庄袅袅升起的炊烟……现在想来极有田园韵致，当时唯一的感觉却只是疲惫不堪。上初中以后，学校每年要收数十斤（或者一百斤）干柴草，我割起来很吃力，有次就趁负责收的是我村哥们，偷偷塞块大石头在上交的柴草里，才得以勉强够秤。事后，老师发现了石头，接连冤枉了好几位同学，我倒幸运地得以蒙混过关。这是我干得为数不多的坏事之一，实在是没办法啊。

（三）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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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通常只有一个周的时间，但劳动强度在农活当中算是最大的。乡亲们就有俗话说：“三秋不如一夏忙。”这是因为麦子成熟的时节，恰恰赶上了胶东的雨季（当地人叫“涝雨时”），麦收、脱粒、晾晒都要强调一个“抢”字，称“抢收”、“抢晒”。一旦抢不及，大雨来临，麦子受潮发芽，品质就要大打折扣，农家的汗水就要付诸东流。所以，麦收时节，乡亲们都要全家出动，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我上小学时，生产队还未瓦解，小学生们只是拾拾麦穗，主要是娱乐性质的。上初中分田之后，就完全当劳力干了。

首先是割麦子。弯着腰，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我割得很慢，一天至多七八分吧。望着似乎看不到边的麦畦，心中并没有丰收的喜欢，大多时是很绝望的。往往就在这头先割一些，再跑那头割一阵，又跑中间割一阵，如此这般，纯粹是寻求心理安慰而已。偶尔发现一株野甜瓜，或者嗖地一声窜出只野兔子，几乎就是唯一的快乐了。家里的亲戚们，有时会来帮帮忙，就特别感激他们。割完之后晒一阵，紧接着就是打麦子，即脱粒。当时是用小麦脱粒机，机器会不断地把麦穰吐出来，就需要用叉子把麦穰挑走、垛好。我当时就干这活。连续一小时不断挥叉下来，手上磨起了泡，但挑走的麦穰能堆成一座小山，站在上面颤微微的，倒颇有几分成就感。

麦收之后，还要在麦茬子地里种豆子。需要用一种叫镬子的农具先镬沟，然后再撒上豆种。镬子，是一种人拉的小型木犁，一个人扶，一个人拉。我就干拉的活。在我的印象中，你只有拉拉镬子，才能切身体会到什么叫面朝黄土背朝天，什么叫汗水撒下地。刚收割后的麦茬子还挺锋利，有时会把脚刺伤，汗水一浸，那滋味是刻骨铭心的。类似的感觉，在玉米地里劳作，以及抗麦子捆时，也都会经历到。

（四）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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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农民、乡村最快乐的季节。在小孩子眼里，秋收要比麦收轻松许多。因为掰玉米棒子（女人负责）、刨玉料秸子、挖地瓜、花生等重活，大多由大人们干，孩子们打个下手就行了，关键是不必像麦收那样抢时间。在我的记忆里，对秋收农活印象较深的，主要是晒地瓜干。当时乡亲们收获地瓜之后，都要在地里削许多地瓜干（以女人为主），好像是酒厂收购用来酿酒，即那种很烈的白干酒，乡亲们称之为“地瓜干酒”。酒盅里的这种酒，划根火柴就能点燃，冒起蓝色的火苗。如今的白酒，能点燃的可就不多了。地瓜干，要一块一块地摆在地里晒干，遇到下雨的时候，还要收起来以防受潮发霉。摆和收的活，小孩子们是跑不了的，尤其是在下雨天，急急地往山地里跑和拣收，都是很不轻松的。

地瓜和花生，都种在离家很远的山地。收获之后，大人们用小推车往家里推，得好多趟才能运完，这就需要小孩子在山地里守望着。在独自等待的时候，暮霭之中万籁俱寂、秋风萧瑟，那时的天似乎特别地低，似乎能听到天的声音，最初天人合一的感觉遂油然而生。后来听《水浒传》阮小七们唱的歌，“爷爷，爷爷生在那天地间”，大致就是那种感觉吧。

（五）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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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是水果之乡，苹果尤其有名。但在生产队瓦解之后，集体的果园一度实行了几年少数人发财的承包制，结果遭到了其他村民的抗议。大致在86、87年的样子，就改为按户平分，各家也都在自己的地里大种特种。至今，我村1600亩土地，已经几乎只种果树，在苹果之外，近些年又开始广泛种植大樱桃。麦地是完全没有了，玉米、地瓜、花生地还有一些，但也不多了。

果园的农活，要较种地轻松许多，主要的是打农药。苹果自挂果之后，通常就要每周打一次农药。当时打农药，使用的是人力打气的喷雾器，我就干打气的活，那得一气不停，是很累人的。而且，农药必须在日晒很厉害的时候打，经日晒之后附着在树叶上，药水才能发挥任用。如果在凉快时打，效果就不行，打后遇到暴雨，更就得重打。因此，打农药时必然挥汗如雨。当时所用的农药，大多是日本进口的剧毒农药1605，农民多只带个口罩，我连口罩也不戴，想想是很令人后怕的。

1988年我考上山东大学之后，回家越来越少了，干得农活也越来越少了。90年代后期开始，村里较少种植粮食，也再次开始机械化的进程，果园普遍使用机器打农药，农用车也多起来了。农活，随之得以大大减少和减轻。俗语云：“天下之势，30年一小变。”仅以胶东农村而言，七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个历史时代，已经大致过去了。

作为农家子弟，回首往事，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承认：当时的农活是真累、真苦。要么说，任何时代最苦的、最卑微的，永远都是农民呢。当时乡亲们都自称“庄稼巴子”，贬称则为“庄户孙”。对那时的孩子来说，恐怕也没有几个会对干农活真感兴趣。里里外一把手，也不外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无奈罢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生当中能经历过十几年这么个阶段，其实也是个好事，尤其是和城里的孩子相比。一是锻炼了健壮的体魄；二是养成了勤劳、吃苦和节俭的生活习惯；三是有得以发愤图强的动力和精神，此正所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有了这三条，不论在什么位置，不论做什么事，优势都是一目了然的。

如此人生经历，也熏陶和造就了一种底层贫民的底色和情怀。前贤有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一介书生，当然无权无势，也无力为民众做些什么，但不稼不穑却安享优越的生活和优厚的待遇，起码当知侥幸、不安和感恩。反正我每次领到工资尤其是津贴之时，虽然不算多，也经常拿不满，但每次都下意识地联想到：当年乡亲们需要种多少麦子、苹果，才能挣到这些钱呢？于是就十分坦然和满足了。知足常乐嘛。再就是，每当听到美化地主的言论时，都会下意识地不以为然。我是栖霞人，常见有人大谈栖霞牟氏庄园、牟氏家族、牟二老爷如何如何，甚至于眉飞色舞。但在我的眼里，什么牟二老爷，不外是大地主牟二黑子而已，岂有他哉。这个贫农子弟的本色，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壹点号 范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