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一个国家级主持人的背面，曾倾家荡产为儿治病

原标题：倪萍：一个国家级主持人的背面，曾倾家荡产为儿治病

央视一套综合频道大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自播出以来，全国收视率仅次于《奔跑吧兄弟》，并在周日成为全国收视冠军，在媒体的描述中，主要收视群体集中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一边看电视一边抹眼泪的大娘们”。《等着我》能有这样的成绩，与主持人倪萍的主持风格密不可分。

2004年后倪萍就淡出央视春晚的舞台，直到2014年她再次接下《等着我》。很多观众至今想念倪萍，这种想念背后，不仅是那个相伴多年的央视主持，也是她所代表的一个逝去的时代。

“国家电视台的台柱”

登月之前人类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月球背面，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也见不到倪萍的背面。身为国家电视台的台柱，电视人“得势”的90年代里最家喻户晓的女主持，倪萍永远正面迎着观众出现在荧幕里，挽着发髻，穿着旗袍，眉梢眼角都噙一点恰到好处的笑意，满月脸在下巴收成一个俏丽的尖。

从1988年第一次登上央视荧幕到2004年最后一次出现在春晚舞台，她一直以这个形象出现，遥远又亲切地陪着中国人度过一个个节日与周末。

她因此收获了极高的口碑，观众们不吝于将一切有关女性优秀品质的描述用在她的身上，被父辈们视为梦中情人。相应地，也会遭致一些批评，主要是将她的主持风格定性为煽情。

她离开春晚，但没有离开主持舞台，《等着我》在央视一套播了两年多，全国收视率仅次于《奔跑吧兄弟》，并在周日成为全国收视冠军，在媒体的描述中，主要收视群体集中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一边看电视一边抹眼泪的大娘们”。

当然，如果带着过去的印象去对照现实的倪萍，你或许会失望。节目里她有时会感动落泪，但更多的时候，她显示着冷静的控场能力；待人接物仍然亲切，但见到不平，不乏批评与吐槽；音容笑貌也不复从前：嗓音不似以前亮润，样貌也在符合宇宙规律地走样。

看到化完妆的倪萍，从一个面容疲倦、平淡的中年女性，重新变成中国人熟悉的倪萍老师，记者情不自禁地问她，是喜欢带着标准妆容标准微笑的台上的自己，还是素面朝天寡言少语的台下的自己？

“我还是更喜欢我自己的样子”，她淡淡地说。

故事底下的现实中国

在倪萍主持的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里，前来寻人的大多是被苦难碾过面容或精神的普通人，他们带来的故事都不尽相同，可能是破碎的家庭寻找失踪的家人，成年的孩子寻找遗弃他的父母，退伍的军人寻找失联的战友，也可能是年轻姑娘寻找火车上一见钟情的陌生人——这样的样本实在太少了。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讲到苦楚，都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倪萍大多数时候并没有陪着他们一起哭，尽管她曾是一个以此闻名的主持人。她坐在演播室的沙发上，往往只以一句“有请”开场，然后任寻人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引导提问，但基本不会打断对方说话。播出时每人不过20分钟的片段，但录制时长从来没法控制——在心理学上，倾诉本来就是重要的治疗手段。

“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对人说过的创伤，甚至自己都没意识到是创伤的创伤，对倪老师就很自然地说出来了。”节目评论员张春蔚说。

在倪萍之前，乐嘉曾试录了几期节目，效果并不理想。张春蔚认为，相比倪萍，乐嘉为人处世的经验可能稍显不足，而沟通方式亦有些强势，“上这个节目的人，伤痛在心里藏了几十年，除了找人其实还需要一个心理纾解的出口。但在让人倾诉上，乐嘉可能并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但倪萍一句“有请”，人们便很自然地走了过来，像走向有光的地方，带着所有有关她的记忆：她是国家电视台的、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她陪他们一起过了13个除夕夜，在电视极其强势的年代；她说话平实，待人亲切，动情时会一起抹眼泪。

然后这个原本只在电视里出现的名人，像自家人一样招呼他们：“姐姐来坐我旁边”、“孩子你今天是来找谁的？”——对于来自底层的老百姓，相比多数自带精英光环的主持人，倪萍天然让他们有一种自己人的信任感。有人多年苦撑都没有哭，一见倪萍，便如得到释放般地哭了起来。

曾倾家荡产为儿子治病

倪萍常常劝其他母亲为了孩子牺牲、隐忍，人们批评这种观点“只有男人、孩子是人，女人不是人”。但说起来，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母亲，这是她的知行合一。

倪萍39岁生子，决定要孩子的第三天，她就停了《综艺大观》的工作。儿子出生11个月，生了重病，她白天跑医院，晚上坐在沙发上一根一根抽烟，哭得自己“都快先看不见了”。她决定倾家荡产也要救孩子，国内没法治，那就去美国。孩子在美国看了几年病，“家底儿都掏出去了。”为了省钱，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去美国，坐经济舱，起飞后把孩子放在座位下方，好让他躺平睡觉。那时候她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医生说什么她都能听懂，开口虽然颠三倒四，但也能交流——儿子病好后，又都还回去了。治疗期间，只要国内有工作收入能超过往返飞机票价，只要超过一点，她就坐10几个小时回来，完了再飞回去。

她和孩子的生父离了婚。说起那些年帮过她的朋友仍要哭。一次出门买菜，菜贩看到她就哭了：“你是倪萍吧？怎么老成这样了？过得不好吗？”

她自己是当笑话一样公开讲着，也由此回避了那个“过得好不好”的问题。

孩子到3岁做了手术，之后每年去美国复查，到10岁时，医生建议下次可以在结婚时再来复查，倪萍哭得眼泪横飞到医生脸上，告诉儿子：“60岁再结婚吧，妈妈不想再来复查了。”

在这样的经历之后，她总劝告其他母亲“为了孩子”，或许在于以自己的经验，对孩子无论如何付出，承受怎样的痛苦，都值得、都快乐。

倪萍接受采访时不谈婚姻，“因为没有资格谈”。但谈到儿子时，是她倾诉愿望最强烈、整个人最飞扬的时候。腰最差的时候走路起身都需要人搀扶，饶是如此，她还是尽可能抽出时间飞去美国看孩子、陪孩子。“不是他需要我，是我需要他。”她笑着说。

这个母亲毫不免俗地晒娃，她告诉记者，儿子游戏打得非常好，能帮同学打游戏升级挣钱。

儿子也相当以她为荣，在学校里做演讲：“我以我的妈妈为骄傲，她是中国的节目主持人，10个中国人里有9个都认识她。”

她的情感经历几经坎坷，在山东的第一段婚姻她形容为“挫败”，“内心深处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之后与陈凯歌的恋情里毫无保留地奉献，事后回顾起来，“没有一点尊严”。与儿子的生父在八年婚姻后亦告仳离。亲情上亦是如此，从小父母离异，母亲严苛，清冷，她纵是有名的孝女，至今也没有和母亲有过一个拥抱。

她在书里这样归纳自己：一个太自尊的女人往往太注重意志的(炼，而忽视了情感的建设，或者说是对情感的修养。

一个逝去的时代

年纪越大，倪萍越远离人群。她写作、画画，都是可以不需要观众、一个人也能完成的事。“这是多好的职业啊，不用和任何人打交道，不用说一句违心的话。”套句张爱玲的话，“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愉。”笑脸迎人太久，她终于可以背过身去。

与人交往中，她也不似荧幕上的八面玲珑，甚至，直接到常常得罪人而不自知。看过她做嘉宾的那期《天天向上》，一定会对她对赵忠祥的抠门的全程吐槽记忆犹新，传播时提炼的关键词便是“毒舌”；帮毛阿敏站台主持，她却自带主角光环地全程抢镜抢话；开玩笑不注意分寸，宋丹丹就曾在节目里表示倪萍的玩笑“伤人自尊”。

“比如对新认识的朋友，我说倪萍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回：‘谁是你最好的朋友啊，我才认识你几天啊。’这是开玩笑，但我很挂不住脸。这样的事太多了。”宋丹丹当时说。

不像其他公众人物，这些年她直接放弃对时间的抵抗，比她年长的刘晓庆仍不时扮个少女玩儿，而她已经自称“大妈”，玩笑似转述刘晓庆托人给她带的话：“让倪萍收拾收拾再出来，太吓人了。”她还继续自黑补刀：“反正再化也化不成巩俐。”

网上对她的形象问题一片哀鸿遍野，她却非常理解各种不相干的人也要来管她是老是胖：“其实挺感动的，他们没有任何企图，不求任何回报，单纯得只剩下关注你，对你好。”

然而她还是坚持得来不易的自由，“我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出图像了，在家随便吃随便胖是个人的自由。”

但又或许，不在意形象，反而是倪萍更深的自信。

在央视客串主持时她才20多岁，第一个造型便烫着中年妇女的短发，后来则是更为人熟悉的发髻。那个倪萍的形象本身便不仅属于她自己。当年她以《综艺大观》主持人身份正式进入央视，对应的是风头正劲的《正大综艺》主持人杨澜。那些年年轻的杨澜披着一头长发，不时散落几绺刘海，符合人们对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青年的心理期待。相对应的，倪萍代表了另一类女性：大众观点中的“好女人”、“好媳妇”、“好大姐”。

倪萍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央视台柱，这个形象助力不少：在家庭或社会关系中，一个平易近人、以情动人的成年女性往往是各种关系的衔接者、润滑剂和定心石，而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承担这种功能的倪萍有着更大的、可供发挥的舞台：将职责所系的政治叙事转译成群众乐见的民间话语，并以自己的方式，尝试与观众建立情感沟通的可能。

很多观众至今想念倪萍，这种想念背后，不仅是那个相伴多年的央视主持，也是她所代表的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看电视还是一件需要全家老小围坐一堂郑重其事的时代。

（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