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不信任 党委班子将被集体约谈
2016年05月01日 04:35
来源:广州日报
群众反映干部问题比较集中、解决信访问题不力,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政一把手将被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约谈;在干部群众中出现信任危机的,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将被集体约谈。尽管约谈并不代替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措施,然而,约谈材料将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原标题:群众不信任 党委班子将被集体约谈
《广州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约谈一把手制度》印发实施
群众反映干部问题比较集中、解决信访问题不力,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政一把手将被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约谈;在干部群众中出现信任危机的,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将被集体约谈。尽管约谈并不代替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措施,然而,约谈材料将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4月20日下午,广州市纪委举行廉洁广州建设定期网络新闻发布会。市纪委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蔡鹏浩通报称,《广州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约谈一把手制度》(以下简称《约谈制度》)于日前正式印发,目前,市党廉办正在筹备开展第一批约谈。
文/广州日报记者汤南 通讯员穗纪宣(除署名外)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省、市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相关要求,以及省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开展谈话提醒构建抓早抓小工作机制的通知》中明确的“谈话提醒的主体应当是党员干部所在地方或党委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管领导或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对于问题反映较多、‘两个责任’落实不够到位的,党委、纪委主要负责人要重点约谈相关责任人,以问题整改倒逼责任落实。”等相关规定,制定本《约谈制度》。
据蔡鹏浩介绍,《约谈制度》共十一条,对制定的依据、约谈的界定、约谈主体和对象、约谈工作的组织领导、约谈类型和情形、约谈工作程序、约谈结果运用、约谈纪律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市纪委要求,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可参照本制度制定本区、本单位约谈制度,以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
党政一把手
会因为这样将被个别约谈
(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尤其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主体责任清单执行不到位的;(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六大纪律”,尤其是在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及廉洁自律准则等方面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三)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力,对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不到位的;(四)在干部任用问题上失察失误,造成负面影响的;(五)群众反映干部问题比较集中、解决信访问题不力,党风廉政建设暨廉洁广州建设检查考核发现问题较多,述责述廉述德活动中测评结果较差,民主测评满意度较低的;(六)对巡视(巡察)和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力以及所管理的党员干部违纪问题比较突出的;(七)其他涉及从严治党方面需要及时进行约谈的情形。
有以上情形,且情节轻微、未达到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的,可视情况及时实施个别约谈。
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
领导班子成员
会因为这样将被集体约谈
(一)政治敏锐性不够高,大局意识不够强的;(二)班子不团结,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足的;(三)执行纪律不够严,不正之风有滋生蔓延趋势的;(四)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执行民主集中制不严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流于形式的;(五)管理松散,在干部群众中出现信任危机的;(六)其他涉及党委(党工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需要及时实施约谈的情形。对领导班子的集体约谈,由市委书记实施,市纪委书记、市委组织部部长参加。
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普遍存在上述第四条所列情形,或领导班子有上述情形之一,且在管理范围内干部群众中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情节轻微、未达到改组或予以解散的,可视情况及时实施集体约谈。
A何为约谈?
蔡鹏浩称,本制度所称“约谈”,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调研约谈、信访约谈和任职约谈,也不同于普通的单位内部或系统内的诫勉约谈,而是指上级党委、纪委主要负责人以问题为导向,对下级党政一把手,以及下级党委(党工委、党组)领导班子,采取谈话的方式进行教育提醒并督促纠正的一种监督措施。约谈不代替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措施。
他进一步解释,基于本《约谈制度》所实施的约谈,是建立在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政一把手存在一定问题,但情节轻微、未达到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基础上的,或者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普遍存在一定问题,在管理范围内干部群众中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情节轻微、未达到改组或予以解散的。
“突出以问题为导向是《约谈制度》的主要特点之一”,蔡鹏浩称,广州制定的《约谈制度》坚持纪在法前,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通过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抓早抓小,督促责任落实。
B谁负责谈?
约谈主体为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必要时请市委组织部部长参加;约谈对象为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政一把手及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领导班子。
蔡鹏浩称,省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开展谈话提醒构建抓早抓小工作机制的通知》中明确“各级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抓早抓小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实施,安排同级党政领导班子开展谈话活动,协调纪委、组织部实施抓早抓小措施”。
参照这个模式,广州确定了约谈的领导架构,同时根据涉及的领导和部门确定了配合单位。根据该制度,约谈工作在市党风廉政建设暨廉洁广州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开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党廉办)具体组织实施,市纪委、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及其他相关单位协助配合。
C要怎么谈?
据介绍,约谈程序包括报批约谈方案、组织实施约谈、汇总约谈情况、落实整改约谈问题、正确运用约谈结果等环节。
约谈对象分为对党政一把手的个别约谈和对领导班子的集体约谈两种情况。
上级党委、纪委要求约谈的,由市党廉办按程序启动约谈工作;市本级决定启动约谈的,由市委书记确定约谈对象,或由市党廉办结合日常监督管理及市党风廉政建设暨廉洁广州建设检查考核等情况,研究提出拟约谈对象及约谈工作方案,报市委书记审定。
在组织实施约谈环节中,明确了具体的约谈程序,同时专门设置了约谈一把手情况登记表和约谈一把手情况记录。
D谈后怎样?
约谈结束后,约谈对象须按照约谈要求制定整改措施,于十五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市党廉办。市党廉办对约谈对象整改落实情况实行台账管理、跟踪督查,以问题整改倒逼责任落实。
约谈整改情况须在当年度民主生活会上进行对照检查,并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当年个人“三述”报告。约谈材料抄送市委组织部备案,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约谈制度》
主要特点
《约谈制度》的研究制定,是广州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而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其特点鲜明。
紧扣“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主题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从省市县委到乡镇党委及基层党支部,从党委(党工委、党组)书记到班子成员,都是管党治党的责任主体。本《约谈制度》的制定,无论是性质定位、工作原则、组织领导以及约谈的主体、对象、情形、方式、程序和纪律要求等方面,都力求紧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个主题,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落实到“五位一体”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与外延框架内,体现领导核心作用,聚焦权力赋予的责任与担当。
体现“一把手抓”
和“抓一把手”
各级党组织一把手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第一责任人,但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一直是一个难题。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本《约谈制度》将约谈主体固化为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必要时请市委组织部部长参加;将约谈对象固化为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政一把手及各区、市直局以上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领导班子,力求抓住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探索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避免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直接影响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探索进行党内监督制度创新
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党委监督是第一位的,是全方位的监督;纪委监督重点是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本《约谈制度》在没有现成版本可参照的情况下,强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管”和“治”都包含监督等理念,在明确监督主体、厘清监督责任,突出上级党委、纪委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尤其是上级党委、纪委主要负责人,对下级党政一把手,以及下级党委(党工委、党组)领导班子的监督方面进行积极思考,并将监督通过约谈这一具体的手段和形式来推进落实,同时对约谈的情形、方式、程序和纪律等均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力求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用具体的制度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压实。
一份前置化
温暖型的法治样本
于静
日前, 广州市委审批同意并正式印发了市党风廉政建设暨廉洁广州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起草的《广州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约谈一把手制度》(简称《约谈制度》)。这是广州全面从严治党,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党政一把手及领导班子这些“关键少数”,构建的靶向性、前挺型、动态化监督的制度化建设创新样本。这项制度不仅体现了强化意识、细化程序,更体现了预防化、温暖化的特点——让从严治党、强化监督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刚性惩戒,从此还有了以预防为主的早期诊疗,传递了组织关怀的温暖,因而开启了构建监督从外部施压,到自觉自律转变的良性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并一针见血地道出:这些都是关系到“重构政治生态”的艰巨复杂工作,必须要“从制度上不断做出新部署”。可见,《约谈制度》的出台,正是广州对中央相关要求和部署的积极探求与落实。
《约谈制度》是一项监督法治化建设中的创新举措。一方面,体现在以“抓小”杜渐防萌:制度化明晰了轻微违纪也是违纪,通过列举情节轻微,未达到组织处理党纪政纪处分或改组、予以解散的,但从严治党方面需要及时进行约谈的情形,将那些过去下级不敢、同级不便、上级顾不上提醒、本人容易忽视的小偏差,划了线设了戒。这条前移的监督警戒线,实现了防疫的前置化。以法治思维的制度化措施,保障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的延伸。
另一方面,体现在以“抓早”沁人心脾:《约谈制度》以填补了过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期防疫的空白,创设了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等共同出面约谈,及时提醒、督促纠正的顶层监督方式。体现了从严治党不仅有挺纪在前、劝诫警醒的一面,更有“大班长”亲自帮助把脉问诊分析原因查找对策,真诚关怀倍加珍惜干部的政治生命,温暖人心的一面。这项富含温度的制度,使广大干部从惧怕监督而遵守,到出于自我觉悟而自监督,润养出自律监督可持续生态大环境。(作者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有“见微知著”
和“举一反三”之功
卢汉桥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是关键。一把手的核心作用及其与权力相伴的责任和担当,使得强化党内监督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势所必然;而现实生活中一把手腐败案的频发多发及其严重影响,又使得防止和警惕各级一把手出问题成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保持党的先进性最重要最紧迫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近颁行的《广州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约谈一把手制度》,在用具体的制度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压实上,具有显见的实践创新意蕴。
这个制度锁定的重点目标是一把手,贯彻始终的是权力与责任对应的监督理念。制度中关于约谈主体和约谈对象的明确规定,既体现了广州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又相对固化了不同层级一把手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时的权力和责任对应关系,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一把手抓”和“抓一把手”运作机制的落地生根,有利于在树立“权威”的同时形成“威慑”,有利于在“严肃郑重”中彰显“尊重关爱”。对于破解“上级监督太远”等一把手有效监督难题不乏拓新启迪。
这个制度以及时发现和解决一把手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中用权履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为追求,以“一把手问题约谈”为切入点,坚持教育提醒和督促纠正并重,结合广州市情强化实化细化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注重“抓早抓小”和“防患于未然”。关于对党政一把手的个别约谈和对领导班子的集体约谈两种情况的规定,聚焦“关键少数”和“关键问题”,有利于一把手明晰纪律红线并及时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利于一把手避免非“好同志”即“阶下囚”情形的发生,有利于一把手自觉接受严格监督进而促进清明政治生态的营造和形成。对于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形成以“问题整改倒逼责任落实”共识,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中主动正确作为具有积极的导引作用。
从整体上看,这个制度力图将有效监督一把手通过约谈这一具体的举措来推进落实,并对在什么情况下,由谁负责谈、跟谁谈、具体怎么谈、谈完后怎么办等问题做出了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实操性和可行性的规范,对于当下理清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具有可贵的“见微知著”和“举一反三”之功。(作者为广州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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