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正爱国，就应超越愤青思维

　愤青文化根源何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愤青文化？我觉得是多种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它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统至上、与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原则至上的思维模式有关。自南宋以来，士大夫就以大言高论、激昂高调著称于世。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应对西方挑战后又备受挫折与屈辱。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士绅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非理性化的虚骄心理油然而生，清朝同治光绪时代的清流党人士就是如此。变法志士唐才常就是这样评述清流党人特点的：“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以清议自许者，虚骄尤甚。及问其所以制敌之策，则曰持我忠义之气在。”清流党思维与愤青思维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他们都是高调主战，他们空泛的不切实际的大言高论，满足了人们急于宣泄屈辱感的未遂愿望与心理需要。

另一方面，改革以前的极左思维通过长期教化宣传，已在几代人心中形成一种左的思维习惯与政治文化，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固有的“定见”。众所周知，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各方面突飞猛进，但支配人们的潜意识和思维方式，相对于器物、制度而言变化相对缓慢。这些固化了的“定见”会干扰人们对信息的判断与处理，使他们只愿接受与自己观念相近的信息。定见是一种思想惰性，它不自觉地支配人们，决定判断的方向与主观偏好。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愤青极端思维方式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远不是很高，但在网络虚拟空间里，他们表现得极为活跃，并吸引着众人眼球。具有共同极端思维与价值观的人们，往往会在某一特定网络上“物以类聚”，这些同质性的言论会在彼此互动中进一步强化，这就形成网络上的“群体极化”现象。在特定情况下，由于网络民意的表达是非均衡的，极端愤青的声音无形中会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