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重典《四部丛刊四编》时隔八十年后再度面世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嘉兴海盐人。1911年，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他酷爱古籍，陆续收购长洲蒋氏、会稽徐氏、太仓颐氏以及盛氏“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等藏书家藏书，在商务印书馆内修建“涵芬楼”为藏书之所。这些图书，成为他后来编辑《四部丛刊》的基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1919—1937年短短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他主持编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古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其中尤其以《四部丛刊》影响最大，应用也最为广泛。

《四部丛刊》的编辑和价值

1919年10月发布的，由王秉恩、叶德辉、徐乃昌、张元济等人署名的《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总结了《四部丛刊》的“七善”。其中如用当时最先进的石印法影印、版型纸色画一、分期交款，有预约等，毋庸置言。它的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选书的实用性和底本择选的珍善。

《印行四部丛刊启》就《四部丛刊》的编纂缘起及宗旨作了说明：“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上海涵芬楼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怂恿影印，以资津逮。间有未备，复各出公私所储。恣其搜擥。得于风流阒寂之会。成此四部丛刊之刻。” 所收录的，“皆四部中家弦户诵之书, 如布帛菽粟, 四民不可一日缺者”。不言而喻，这是出自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的使命感，为了满足大众对古籍的需要，解决学者和读书人求书难的问题，是为国学续命，强调的是丛书的实用性。当然，所宣传的“家弦户诵”，是有些夸大其词了。但它确实解决了学者求书难的困境。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高精尖，和文化普及追求的通俗易懂，本来就是难以兼顾的，并无可厚非；

《四部丛刊》版本选择的精善，当时就极为受人称道。为了找到最好的版本作影印底本，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们，可以说是费尽苦心，吃尽辛劳，用张元济自己的话说就是：“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印行四部丛刊启》是一个包括张元济本人在内的25位藏书家的一份共同启事。《四部丛刊》初编所选底本以涵芬楼藏书为主，同时借影上述各家所藏宋元明旧椠。贡献最大的为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常熟瞿氏（启甲）铁琴铜剑楼、乌程刘氏( 承干) 嘉业堂、江安傅氏( 增湘) 双鉴楼、江阴缪氏( 荃孙) 艺风堂、长沙叶氏( 德辉) 观古堂等，选择的都是世人难得一见的珍本、善本、孤本，其中“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写宋本十六，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亦皆出明清精刻”。（张元济；《张元济诗文》。北京:商务，1986年）二编、三编对版本的选择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成就二编，竟然整体购入了蒋孟苹密韵楼藏书，计宋本 563 册，元本 2097 册，明本6753 册，抄本 3808 册，《永乐大典》10 册。在购入之前，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同仁说：“鄙意久思再出《四部丛刊》续编，留心访求，已有数年，无如好极不易得。如能将蒋书收入，则《四部丛刊》续编基础已立，再向外补凑若干，便可印行。”（转引自崔建利、王云：《编纂考略》。《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 年第 6 期。）并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自中国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初编所收每部书都在屝页注明该书所用版本来源及原书尺寸。比如初编经部《尚书》就注明“上海涵芬楼借吴兴刘氏嘉业堂藏宋椠景印原书板匡高营造尺六寸六分宽四寸一分”，此举一方面利于后世版本学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可彰显各藏书家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公的义举。

张元济及其同行对《四部丛刊》中的每一部书都进行了校勘，并亲自动笔撰写了四十二篇刊记，从版式、刻工、避讳等多个角度入手鉴别版本，或阐述各集刻藏源流，或列出某字、某句在不同版本中的不同情况，附于正文之后，使读者读了《四部丛刊》本，在内容上就相当于见到了几种版本，大大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诚然，金无足赤，《四部丛刊》在选目、版本鉴定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疏漏，但瑕不掩瑜，这些问题和它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正是由于内容精审，版本珍善，使《四库丛刊》具有了无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胡适先生辗转北京、台湾、美国时，每到一地，必先购入一部《丛刊》，作为学术研究之用。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在谈到《四部丛刊》的价值时说：“《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册数有二千余册之多, 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举, 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本, 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尤可注意者, 选择原本, 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 或名家手校本中, 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 并即其原状影印, 丝毫不加移易, 故原书之面目依然, 而误字除原本外, 绝无增加之虑。” （武义内雄：《说〈四部丛刊〉》。《支那学》，第1卷4号。）也有人评价说：“衡诸历代总集群书之多, 莫胜于《四库全书》；而网罗善本之富, 则当推《四部丛刊》”，从中都可以出学者对它倚重的程度。时及今日，这部编辑于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大书，仍然是学者案头之所必备。判断一部文献甚或一篇论文的价值，被其他著作引用是一个重要标准。据杜少霞先生统计：检索《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2004年)》数据，查询数据库23个,引用《四部丛刊》本古籍的有106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理工、文史哲等9个专辑，从2000年到2005年作引文检索，引用古籍文献《四部丛刊》本的达2450 篇。（杜少霞：《试论出版特点版本成就及局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6期，总第1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