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舟影：船纹铜提筒（国宝华光·海上丝路系列）

原标题：南越舟影：船纹铜提筒（国宝华光·海上丝路系列）

王维一

《 人民日报 》（ 2016年04月17日 12 版）

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厅中，以半景画加实物展示的南越海景及大木船吸引着过往观众驻足，也让人不免心生疑惑：南越人出海吗？今人是如何推断他们的船是这个样子的？这些问题，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船纹铜提筒”或许能给出答案。

铜提筒，可作盛器使用，因其铜质，形象如筒，又有对称双耳可系绳，故而得名。虽然铜提筒器形并不华美，但目前全国仅发现有20余件，算上越南出土的，总数也不过百件，可谓稀贵。从其分布来看，这些铜提筒主要产自西汉南越国疆域，即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以及云南等地，器物年代多为战国末至西汉南越国时期。可见，铜提筒是一种时代明确而极富地方特色的文物，可以说是南越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目前全国出土的20余件铜提筒中，南越王墓就占了9件之多，但唯独这件在器身表面刻画有四艘羽人船相连的纹饰，故此命名为“船纹铜提筒”（见图一）。它出土于南越王墓的东耳室，通高50厘米，口径46.5厘米，器身上下有4组纹饰带，其中腹部的一组船纹为主纹饰——有羽人船4条，细节大同小异，它们前后相接，首尾高翘，船身修长呈弧形，每船有羽人5人，动作各不相同，还有俘虏1人，船上有旌旗装饰、鼓形乐器、高台等，船甲板下分舱，舱内装铜鼓类器物，在船的前后及船下还有水鸟、龟、鱼等动物。

这幅细节丰富的羽人船图案（见图二，局部）信息量极大。先从“人”的角度分析——船上5位羽人，头戴羽冠，上身赤裸，下身穿羽毛裙装。古代典籍中，对羽人的记载颇多，但多数是指想象中的神人，而提筒上的这些所谓“羽人”则是现实中的南越先民，但他们又是何身份？由于4船环绕提筒一周，并无标记先后，将船上羽人按从船头到船尾的顺序，仔细观察发现，每条船的第二位羽人都坐于一器物上，似在敲鼓或演奏某种乐器；第三位羽人，都一手拿匕首样短兵刃，一手抓持其面前俘虏的头发，似要即将当场割下他的首级；第五位羽人，都在操持着某种控船工具。以上3个位置的羽人动作一样，但第一和第四位羽人的动作有所不同。综合分析，有学者认为船上羽人展现的应是战争凯旋之后欢庆的场景；也有人认为，或者和祭祀水（海）神有关；另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应是战争得胜以舞蹈献祭等方式祭祀神灵的场景。虽然众说纷纭，但这4艘船上的20位羽人显然并非凡人，他们或是战斗英模，或为祭祀领袖，又或是神秘舞者，他们连同那4位俘虏为后人研究岭南古代民俗提供了最直接的图像资料。

再来看船。这4艘船本身则是我国古代造船能力的展现，身兼多项“世界第一”。先看船头——船头下方挂一物体，对此多数专家认为是人头，正与之前所述的羽人猎头祭祀习俗相吻合。但也有学者认为，此物形象模糊，或有船锚之可能，若是如此，则秦汉时期我国船只有锚的记载当为事实。再看船体——整船首尾上翘，甲板、底板、分舱清晰，造型合理，显见这些羽人船并非抽象符号，而是有实物参考。其中的水密舱结构更是造船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发明。水密舱，就是用木板把船舱分隔成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分区，这种造船技术看上去简单，但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增加船体结构横向刚度、增强甲板承压的重量、避免船舱一进水即整船颠覆。史书上对于水密舱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而南越王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22年，所以这些羽人船的水密舱结构形象，将本就是中国发明的水密舱技术又提早到了西汉中早期。而水密舱的实用性使得远航成为可能，它是中国造船对世界造船的巨大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最后看船尾——在这里，每艘船上的第五位羽人正操持着一条大弧度狭长物体，此物由船身延伸到船甲板之下，从外观及人物动作来看，显然是某种控制船体行进的工具。那它到底为何物？如果是桨，则位置靠后又单独出现，对这么大的船恐怕没有多少推进之力。有学者认为是舵，但它形体过于狭长，很难如短肥舵一样控制船的航向。最有可能的还是尾橹，橹是桨的衍生和跃进，橹手以腰腹力量摇橹做横“8”字形运动，其效率是桨的2到3倍，所以才有“一橹三桨”之说。橹的出现是船舶推进工具的巨大革新，南越王墓“船纹铜提筒”上的橹是目前所见关于橹的最早的形象证据。

这种羽人船纹并非南越王墓所独有，在越南、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铜提筒、铜鼓上都有出现，但其他羽人船纹相对简略，尤其是船体结构简单。南越王墓的“船纹铜提筒”为今人了解秦汉时期岭南民俗及造船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图像参考。史书载“越人习于水，便于用舟”。南越地区水路纵横，南越国都城番禺地处珠江入海口，濒临南海，南越先民与海洋彼岸的交流，在成熟造船技术的基础上，渐渐成为可能。而这幅细节丰富、意义重大的南越船纹形象，不禁令人遐想——遥想2000多年前，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不知有多少南越古船承载着先祖们的海洋之梦，扬帆远航。

（作者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员）

查看更多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