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伟 以爱打破苦难

原标题：曹建伟 以爱打破苦难

在一个“自媒体”泛滥，人人都想做网红的时代，作家曹建伟显得“隐秘而伟大”。虽然之前已经出版过《长大》、《灰商》、《虚症病人》和《摸鱼者》，但“无所不知”的互联网对他的介绍仅寥寥数语，就连刚推出他最新作品《百年童话》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相关人士，也向记者形容曹建伟是位奇人，“他特别低调，不愿意说自己，从不做电视节目，很年轻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因为有个文学梦，所以在家一直潜心写作。”

在出版社的帮助下，曹建伟最终接受了记者的微信采访，对每个问题，他都给予了认真的书面回答。曹建伟的新作《百年童话》跨越140多年历史，从太平天国一直写到了21世纪，几代人艰难生存的历史几乎让每个读者都流下热泪，可是，曹建伟却说，他的本意不是想让人哭，“中国不缺少廉价的泪水，文学是和生命的对话。这部小说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感动谁，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幸福，不再经受苦难。所以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下一个百年！’苦难不要无休止地轮回。有些轮回，中国经受不起了。”

人人都需要铁布衫

《百年童话》以铁布衫武士赵铁生传奇的人生为主线，穿插数十个人物不同的人生起伏沉落。而实际上，赵铁生的形象不是一个武家，而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修行者形象，是一个以心致武的形象，而铁布衫更是作者的一种隐喻，而悲欢离合的故事之外，曹建伟让主人公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交织融合，既是一部北京演变史，又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作者的格局和野心可谓不小。

可是，曹建伟却表示这是他出版的四本小说中唯一一本没有酝酿过的作品，是一个几乎突然跳出来的灵感。曹建伟透露，自己之前特别想写一个再也不会笑的人，主人公想在行走的修行中找回笑的方法，穿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遇见不同的陌生人，“我本想写成意识流的小说，那段时间，我也在不断旅行，游荡穿梭在不同国家的数十个城市间。但是，在罗马的蓝天下，我却不得不想起北京的天空；穿梭在英国的各个百年小镇时，却不得不想起北京曾有的建筑与园林。在每个旅途中，类似的感受会有很多。后来，我放弃了原本的构思，在某天深夜为此苦闷的时候，灵感乍现。一个不会笑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坚韧的主人公。一个横向空间的精神修行，变成了在中国土地上的纵向时间的生命修行。”

把历史人物和普通的虚构人物融合在一起，曹建伟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个体生命的尊严，以及个体的重要性，“在中国浩荡的历史中，更多强调统一的整体，没有太多尊重个体的传统。所谓的尊重个体，往往成了虚无的历史口号。”

铁布衫是小说中主人公修身养命的根本，曹建伟说其本质上也是一种信仰的力量，成了一个隐喻，“希望我们的人民都能刀枪不入，都能少受一点苦难。或者苦难来临时，我们都有办法抵御。不仅是身体，我们的心灵也最好别再遭遇打压，别再持续变形，最终找回我们本来的天性。”

曹建伟认为中国现实的重压之下，人们面临八大现状：走了、悟了、从了、红了、拼了、病了、跳了、难了。“走了”是因为担心扛不住，所以走为上，例如移民浪潮；“从了”是以“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来互相感染；“从了”的人们被称为聪明人，也就是识时务的俊杰。“红了”是社会越来越流行成功学——要想做事，先要做人；要想做人，先要做个人物；“拼了”是甘愿冒更大的风险，为此不惜以身试法；“病了”是在重压与困顿之下，身体和精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症，其中癌症、肺病、心脏病、躁狂症、焦虑症、亚健康、强迫症、抑郁症、过度娱乐症等等数量上升；“跳了”就是了结了；曹建伟说自己和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是“难了”——上下不是，悬而未决，“这就像写作一样，它所面临的困境，其实人们都清楚。但是，很多时候都无以应对。写作的底线是良知，而良知需要代价。良知如果都难以坚守，写作也就崩溃了。所以人们需要铁布衫，不仅是躯体的铁布衫，更主要是心灵的铁布衫。”

从文学层面去探求爱

中国近代史的苦难以及主人公一家几代人的辛酸故事让《百年童话》赚够了读者泪水。可是曹建伟说自己的本意并不想让读者哭，“我们的眼泪流太多了。我们打开电视，各种选秀节目，参与者但凡提起家事、私事，必然眼泪下来。中国人承受了太多苦难，所以，也储蓄了太多眼泪和委屈。美国的选秀也哭，通常是喜极而泣。我们不是，我们是真哭了。所以，本质上，我不希望带给大家哭泣，我希望每个中国人都不再哭泣。”

曹建伟表示，《百年童话》核心讲述的是爱，而我们的哲学与文化历史中，爱很少被提及：“我们历史上的哲学家，只有墨子提出了爱的概念，比耶稣还早。但是，他被历史埋没了。如今我们很难从宗教和哲学层面去探讨爱，那么就应该从文学层面去探求爱。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灵魂中，这个概念非常单薄。宗教是超越生命，哲学是敬畏生命，文学则是和生命对话。缺少对话导致误解，误解导致冲突，冲突导致混乱，混乱导致困顿。所以，我们不能放弃文学，更不能放弃探究爱的文学。”

《百年童话》主人公赵铁生，靠着铁布衫，隐忍一生，在反复的重压下，沧桑的变迁中，一直坚守不变形，成为温和沉静的清修者，曹建伟说铁布衫代表的不是忍让，其实是爱：“赵铁生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为了一个信念而活着，这个信念的根本是他对小春的爱。所以，《百年童话》讲述的并不是活着，而是生命中爱的坚守。爱，未必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爱肯定是解决很多心灵困惑的密码。如果真正领悟了童话般的爱，的确对社会的困境是一种救赎。”

不回避现实苦难的小说却起了“童话”的名字，曹建伟表示，是因为它有理想主义色彩，“童话不是天真，是人性中最天性的向往，是距离灵魂最近的镜像。就像许多非常伟大的艺术，终极心态是回到了童真状态。比如梵高、齐白石、草间弥生的绘画。所以，童话是不能被染污的，应该放出纯净的光。”

就连对女性的描写，曹建伟都有“童话色彩”，虽然书里的女人们命运多舛，但都是纯朴善良的完美女性，对于这样的描写，曹建伟显然有其个人私心，“在我看来，女性应该是世界的光，是宇宙的爱的源头。但是，现实环境中，女性在发生变化，我至今接受不了女汉子这个称呼。现实的女性，似乎不再像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妹妹、我们的奶奶。好像在极速变化。这让人感到恐慌。当然，这不能责怪那些女性。在环境的影响下，人们都是无辜的。”

中国已经过于喧嚣 人们已经过于“快乐”

《百年童话》中有战争、动乱、天灾、人祸的时代动荡，有人物命运的骤然起伏，有漫长动人的爱情亲情，所以很容易有画面感，非常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对此，曹建伟也表示，拍出来应该是《阿甘正传》、《活着》、《霸王别姬》、《大鱼》那样的效果。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自己去想这个问题：“从写作本意，文学不该考虑影视。对视频的过度依赖，也宣告了对文学的放弃。许多经典文学很难改编成影视，比如《百年孤独》、《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我是猫》、《斜阳》等等。再高级的影视，也会臣服于文学；再高级的文学，也会臣服于诗歌；再高级的诗歌，也会臣服于人的天性。”

曹建伟认为，看惯了影视，往往很难静心阅读小说。过度追求影视化，也是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消失的原因之一，“我并非反对影视，它也是独立艺术。考虑文学本身，两者应该有界限。打动心灵的不应都是画面和声音，还应有沉默安静的文字。”曹建伟认为，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学越来越窄了，“文学的基础是想象力，但是想象力的基础是自由。文学就是无声的演讲。中国有演讲的历史，只有战国、民国，加起来不足三百年。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再有真正的演讲。某种意义上，真正的严肃文学也必然十分稀少。所以，文学对我们是奢侈品。如果我们的想象力停留在制造超级娱乐，我们的电影在爆笑，我们的电视在宫斗，我们的小说在撒娇，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文艺。文艺的消逝，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崩溃的开始。”

曹建伟称自己最喜欢历史上的战国与民国，“这是中国人的精神盛世，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这两个时代都不富裕，而且战乱不休，却涌现了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风骨、人文、自由、天性。”

压力之下，目前中国文艺作品兴起喜剧热，曹建伟觉得，狂热的喜剧无节制地充斥市场，无论是电影、小品、电视、小说、舞台剧等等，看似在追寻快乐，实际上则意味着生活的困顿与重压，“比较好的生活状态，应该是安静与清醒，因为中国已经过于喧嚣，人们已经过于‘快乐’。”

说起现在火爆的互联网热，曹建伟说自己的写作并未受互联网影响，在他看来，互联网带来了太多完美的东西，但是他希望互联网没有带走严肃：“真正不该失去的，是一个国家和国民的严肃性。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不应该调侃一切，娱乐一切，放弃严肃性。众所周知，我们曾经放弃过严肃性，导致了人性崩溃的毁灭性风暴。只有在严肃的社会，人们才会严肃地与生命对话，严肃地审视人生，才可能诞生真正的爱。严肃会推进审美，娱乐会加剧审丑。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我的错觉，我们是不是在摧毁汉字？互联网创造了无数的词汇，看上去似乎是娱乐，但是过度娱乐，如果进入了文学，会不会是一种严肃的丧失？我至今不理解‘撕逼’、‘吊炸天’、‘哥只是一个传说’的幽默。”

作家的内心很难快乐

就个人而言，曹建伟说让自己觉得特别快乐的事情不多，“尤其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写作意味着思考，思考意味着很难特别快乐。特别快乐，往往也不利于写作。当下中国的现实环境，除非放弃思考，麻痹大脑，否则很难特别快乐。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对于无常的人生来说，特别快乐的日子并不多见，因而人们都觉得珍贵。特别的快乐，就像婴儿的笑容一样，发自于纯净无邪的内心。但是，被尘世首先抹去的往往是纯净与无邪，所以发自内心的快乐就会减少。”

问起个人生活，曹建伟透露自己算是一个缺少生活趣味的人，喜欢自由的工作和生活，喜欢保持独立性。之前做过媒体工作，也做过公司。除了写作，会定期安排旅行，年年如此。

对于生活，曹建伟通常用两个字对待：接受。接受生活的一切，无论好坏，无论凶吉。长远的考虑，是希望能写出自己认为更好的作品。希望自己能有工匠精神，潜心写作，用敬畏之心做一件事。不过，曹建伟说自己在写作上很懒惰，有很多想写的故事，但是种种原因都胎死腹中，“在现实的环境下，写作本身就非常孤独艰辛，又要面临各种禁忌，能够写出好的小说就非常不易了。不想再给一本小说背上更多的负荷，实际上它也承受不起，更多的事情难以应付。大多时候觉得时间不够，因为想写的故事都还迟迟没写，自己真正满意的小说更是遥遥无期。孤独的时候，最好的办法还是旅行，去不同的国家看看陌生的人，看看平凡而自由的人们。”

曹建伟认为写作和行走，足以构成生活本身的意义。某种意义上，完全沉浸于生活之中的作家，很难写出真正经典的小说。即便是《红楼梦》，如此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如此逼真的生活，但是曹雪芹本人仍然超脱于生活之外，仍然有内心的孤独，“真正的小说最终是超越于生活，而不是最大限度地逼近生活，更不是所谓的接地气。小说，不仅是灶屋的烟火，更应该是院子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