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看美国

2016年03月25日 02:04
来源：北京青年报

《疯狂动物城》是近来最为火爆的电影，这部制作精良的动画片所隐喻的美国社会政治及其价值观，令许多人交口称赞，但也有观众感到不适，认为它犹如“美国梦”的宣传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也在改变。本期专题的采访跨越三代人，希望能从一个微缩的视角，呈现出“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以及它形成和变化的过程。

原标题：三代人看美国

受访人：黄平 50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对美国的认识，成为理解中国的参考

“我对美国最初的认识，从电影里来。”

把《汤姆·索亚历险记》中英文本翻来覆去看过十几遍的黄平，把他最喜欢的作家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海明威放在一边，向青阅读记者讲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他走出工厂车间，走进四川大学哲学系，骑着自行车穿越整个成都去峨眉电影制片厂看电影的故事。

“最早看的美国电影中，卓别林的喜剧给我印象最深。”那时让黄平“上瘾”的首先是卓别林突破文化界限的幽默，“但同时卓别林的作品又是很深刻的社会电影，不论《摩登时代》里对机械化和福特主义的阐释，还是《城市之光》里表现的穷人和流浪者最真实的凄惨和悲凉，都是这个家伙让人捧腹大笑之后又让人深思的。”黄平说，“对美国大萧条时期人们生活最初的了解，也是从他的无声哑剧中看到的。”

1987年，黄平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社会学系学习，学生宿舍每周六举行免费的电影放映会。当时他的舍友是来自美国的法律研究生，一再劝他不要只通过电影认识美国，说电影展现的美国有“太多误导”。由此，黄平不禁想起在国内上学时阅读的《光荣与梦想》和当时大陆知识界已开始流行的《联邦党人文集》。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要突破“两个凡是”的中国大地，“思想解放的年代，学生们很活跃，美国的思想、商品、文化、教育和科技对学生的影响力极强，美国不说是榜样，也算是前卫。不只是学术和科学层面，人们也羡慕美国的生活方式。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已经默默地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老三件’换成了电视、冰箱、洗衣机‘新三件’。”

1995年，黄平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由于在英国6年的求学经历以及此前对美国的认识，他并未感到特别新鲜，“比起英国衰落的贵族文化，美国从东岸到西岸同样的风景和垃圾食品让人觉得这里的文化很俗气。” 90年代以后，他两度造访美国，在杜克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研究。除了在日常生活和研究中认识美国，也必须要了解这个历史短暂的国家的过去，领他入门的是埃里克·方纳 (Eric Foner)的《美国自由的故事》，“方纳当时已经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了，他书里讲到美国的自由，和此前人们想象的‘山巅之城’、‘自由女神’不同——他认为，自由是美国各个阶层、族裔通过自己的斗争才逐步争取来的东西。”

黄平1992年回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做研究，主要的田野调查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做社会发展研究，后来又成为《读书》杂志主编之一，做了十年之久。此前他对美国的认识，成为他认识中国社会的参考。“美国的黑人白人、失业就业、贫穷富裕、女性权利等话题的讨论，其实是认识社会的三个基本维度——族群、阶层和性别。当对美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阶层分化和职业分化有了一定认识，也就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20周年，正值千禧年来临，“那时社会开放使人已经可以无书不看，反倒是没什么时间去看电影了。”黄平说。这一段时期对他理解美国影响最深的，是他在美国时认识的社会学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作品。后来，当他成为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后，给研究生开列的必读书目中仍然有阿里吉的《漫长的20世纪》，“这本书阐述了美国是如何兴起、美国霸权的建立以及它面临的挑战。他的封笔之作是《亚当·斯密在北京》，可惜中文版还没问世，阿里吉就过世了。”在黄平看来，这是比目前最受媒体关注的《北京共识》、《当中国统治世界》等都要深刻得多的学术思想类作品。

前几天，黄平去看了《疯狂动物城》，当绵羊副市长如愿坐上第一把交椅统治动物城时，他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他觉得这个动画片有趣极了，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美国现在的处境和思考。“美国对于其他族群和伊斯兰世界的偏见和歧视，现在世界各地不断遭受的袭击，继而美国民粹主义兴起引发的美国的排外或保守的纠结心态，都在电影里有所反思。这个电影挑战了现在人们深以为然的社会潮流——食肉动物曾经统治修理小绵羊，反过来说今天小绵羊们占据主动权，就理所应当可以修理别人了吗？”

如今，中国人看待美国的态度，较从前已大不相同，这说明了什么呢？黄平认为，“现在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已经比过去理性多了，而非理性的大概有两种极端，其一还是美国千般万般都好，某些在美国社会内部包括在美国政府内都会被认为是美国病灶和危机的东西，也情绪化地大加赞扬；而另一个极端是，由于中国举世瞩目的成长，也有心态过度膨胀的，忽视我们的国情和美国的霸权地位去看待国际格局的变化。”他补充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该提防的当然要提防，有些方面还得加强；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程度还得提升，现在出国很容易，短期旅行写出来的浮光掠影，也会有很多人抢着看，但其实这类东西仍然很肤浅。”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了解美国？黄平说：“去看看美剧吧！”答案有点出乎意料，他推荐的，不是被大热的《纸牌屋》或《国土安全》，而是《The Wire》（译为《火线》或《线人》）。“光是剧名就一词多义，从生活中各种网管网线，到社会的网、权力的线……我觉得这是揭示美国当今社会极好的一部电视剧，失业、不平等、权钱交易、警察和犯罪集团的关系等等。可以说这个剧是一部很接地气的社会学教材。”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

受访人：陶庆梅 70后《文化纵横》副总编

我们对美国的批判，来自美国提供的营养

陶庆梅是中文系出身，博士毕业后做研究，编杂志，视野很宽，接触过各色人物。她在求学和进入社会后逐渐形成的对美国的看法，在70后勤于思考的人群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陶庆梅说，中学时代，她对美国的印象大多来自米老鼠之类的迪斯尼动画片、秀兰·邓波儿的电影等等，“就是觉得好看，但很难建立起对美国的认识”。真正有感觉是上大学之后，那一代大学生普遍向往美国，“有个同学整天说，‘美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是铁了心要去美国的。”在大学时代，陶庆梅看了《美国往事》、《现代启示录》等大量美国片，觉得很高级。“我后来才意识到，我们这一代对美国文化的批判，其实是建立在美国内部产生的反思性的文学、电影之上，而它们的根源是西方反叛的60年代。这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启蒙。这种启蒙有点让我们很难接受中国某些简单的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描述，觉得是小儿科。这些反思性的东西，是美国的另一面。2000年之后，也开始随大流看《老友记》、《人人都爱雷蒙德》、《欲望都市》等美剧，补上对美国主流中产社会的感觉。”

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国内滋生了普遍的反美情绪，陶庆梅也是如此。“当看到它在国际上耀武扬威恃强凌弱，看到它以自己的绝对价值把很多国家搞乱，怎么会不反感？”这些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分化。“我认为中国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不太像从前那样热爱美国，甚至多少有些反美，应该说是源自对美国越来越了解。以前是隔岸观火，去了以后就会看到美国更多的面向。”

2009年，陶庆梅去纽约访学一年，“到美国以后才有点懂美国”。她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美国的物质生活确实极大丰富。“那时中国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但美国一个普通的小超市还是让我惊讶，它里面有来自全世界的东西，而且都很便宜，生活超级方便，感觉全世界都在供养美国。”二是“身体的紧张感”。“我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旁边，邻近黑人区，同屋和朋友都嘱咐我傍晚以后不要一个人去旁边的公园。后来我才知道，在纽约生活时间长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有被抢的经历。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陶庆梅介绍说，美国人的居住有所谓“好区”、“坏区”之分，彼此不相往来，“好区”拥有完善的巡逻和监控系统，“坏区”的黑人近乎自生自灭。总的感觉是：“一些平常人接触不到的上层精英，把美国社会治理得非常有序。我对美国精英治理的能力还是很佩服的，它有一套强大有效的系统，别的国家都很难学；另一方面这套治理体系的运营成本也非常高。它内部一定是有问题的，只是整个社会足够强大，还能混下去。”

关于美国文化，陶庆梅印象比较深的两本书是《伊甸园之门》和《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都有关美国60年代的反叛文化、先锋文化。“到了美国我才明白，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反抗主流商业戏剧的‘外外百老汇’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看到的，只是斗争的遗迹。” 采写/本报记者　尚晓岚

受访人：史沛然 80后经济学研究者

美国主流价值观，是我们烂熟于心的套路

像所有喜欢用实际行动来肯定一部电影的年轻观众一样，史沛然也“二刷”了《疯狂动物城》，然而她不无遗憾地感慨：“太美国价值观了！太政治正确了！”遗憾来自于她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烂熟于心：“这部影片就像我少年时期看到的美国主流电影，充满着美国治国理念。我突然感觉到，这种意识形态，就像是一个个的‘梗’，所有人物关系、情节铺陈，都是有套路的。所以这个故事我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是近年来美国电影的路数太接近了，又或者是我看了太多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影视作品。美国在我的认识里，是一个很熟悉的——外国。”

史沛然说，她最早对美国有概念是在1990年前后，她四岁时，一个做外贸的亲戚给她一罐可乐，说“这是美国的”。她的童年完全在迪斯尼动画片的陪伴下长大，而开始对美国有明确认识，是小学时读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印象是“黑人好可怜”，但这个印象在中学看到《飘》之后被颠覆了：“白人庄园主那么勤劳善良，为什么要失去一切？马克·吐温说得不对啊！”她甚至认为《飘》里所表现的永不言败的垦荒精神，和中国文学里对土地的热爱是一致的。直到她看到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价值观上的震撼：“原来有人会因为肤色不同，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对于种族歧视、法律的正义、人的善良正直以及为追求公平和尊严永不放弃的精神，她第一次有了认识。尽管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她觉得这其实也是一部体现美国独特的主流价值的影片。

史沛然更喜欢好莱坞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电影，因为战后那种“一切都有可能”的乐观向上精神，那时宣扬的主流价值观，带着“让世界变得更好”的理想主义。而近年影视作品中的美国政治正确无疑宣讲大于理想，“过于强调某些东西，符号化总是无聊的”。

新认识伴随着新世纪到来。“我对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认识，是在2001年9·11之后。看见双子塔坍塌，一夜之间我有了‘这才是现实中的美国’的感觉。”

2002年，史沛然上大学，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教材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基于美国经济模式的学习和讨论，自然让她有“美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的感觉。

此时美剧风行，征服她的是一部“主旋律美剧”《白宫群英》：“这部剧决定了我对美国的认识。”这部系列剧把美国总统的职责和日常事务、各个政府机构的制度、美国内政外交政策以及民主党价值观体现得清清楚楚，“简直就像民主党的党课。坦白说，看完之后我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比对中国的清楚多了。”史沛然认为它吸引人的原因在于：“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美国政府，很‘清洁’。它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民主是好的，美国是好的，美国公务员是好的。”

20岁的时候，史沛然决定去英国留学。她说自己的母亲其实特别喜欢美国，尽管从来没有去过，但依然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那一辈人很多都这样认为。史沛然说自己和“对美国有着神奇信心”的上一辈不同：“我也觉得美国很好，但也就是很好而已。”随着阅历和视野的变化，她也不认为现实的美国就像主流影片里展现的那么好。“我不会觉得一件事发生在美国就是好事，美国的坏事也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沦丧”。

采写/本报记者　刘净植

这些书，通向美国

《光荣与梦想 : 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作者：[美]威廉·曼彻斯特

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中信出版社

从1978年商务印书馆第一次推出这套书算起，它在中国的影响不衰，三十多年来就连国人撰写的同名书籍都难以计数，以至于“光荣与梦想”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固定词组。这部作品是80年代大学生的案头书，对于那一代新闻媒体人尤其重要。

“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作者：林达

三联书店

这个系列包含4本书，从1997年到2006年陆续推出，书中涉及美国的历史、司法、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的状况，作者颇有讲故事的才能。虽然这套书因为对美国认识的肤浅和一厢情愿而遭人诟病，但并不妨碍它们在众多读者中的影响力。

《论美国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