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峰电影背后有一个作曲高手安巍

原标题：徐浩峰电影背后有一个作曲高手安巍

安巍

《箭士柳白猿》中使用管风琴音乐充满了一种宿命感。

吴亦凡那段拉琴的音乐是开拍前就写好的。

《师父》中用了很多铜管、小号音乐。

他们不在镁光灯下，

他们为他人作嫁衣，

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少数派”。

他们是谁？

他们在哪？

新京报将一一揭开他们的面纱。

3月11日，徐浩峰执导的电影《箭士柳白猿》公映。该片拍摄于2012年，上承2011年《倭寇的踪迹》，下起2015年《师父》，从小众到大众，从崭露头角到成熟流畅，《箭士柳白猿》是“徐氏新武侠”序列中独一无二的青春期，暗流涌动却又生猛呛鼻。有趣的是，虽然在制作时间上与《倭寇的踪迹》前后紧随，但在观感上，《箭士柳白猿》似乎与《师父》更有亲缘性，除了导演徐浩峰愈发练达的独特影像风格外，是不是还有什么？当演职员表出现，我们又看到安巍的名字时，忍不住在心里默念一句，原来如此！《箭士柳白猿》与《师父》的电影配乐都是他，略带实验性质的音乐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和徐浩峰波云诡谲的影像世界刚刚好凑得一对。

如果说以往都是随画面、剧情展开的“加法式”配乐，那么，用徐浩峰的话讲，“安巍更新了电影配乐的思维方法，把两种不同质感的东西拼在一起，产生的新刺激，他追求的是音乐和电影乘法效果”。同时，他解读安巍的音乐思路为极简主义，“用很简单但前所未有的搭配，产生出一个复杂的效果，而不是用复杂的方法去制作，最后出来的效果反而是简单的”。谈及未来的合作，徐浩峰他们已经有了新思路，“他又找到了一些东西，能出现很奇怪的氛围和情调，逼迫着我去拍电影”。

是的，从没有过徐浩峰这样的武侠电影，也从没有过安巍这样的武侠电影音乐。

安巍

出生：1974年

毕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

配乐作品：电影《三重门》《杜拉拉升职记》《箭士柳白猿》《师父》《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等，电视剧《走向共和》《复活》，目前正在为文章导演处女作电影《陆垚知马莉》做配乐。

充满宗教感、宿命感与神秘色彩

即使暌违四年之久才得以在大银幕相见，《箭士柳白猿》的声画光影却仿佛游离于时间之外，如琥珀般被胶片凝结，还曾获得2012年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电影原创音乐提名。

如今重看这部电影，就像是翻开了四年前的某本日记，“我能感觉到我那个时候喜欢的东西，书或者音乐，它们都在潜意识里影响你”，据安巍回忆，当时他听得最多的就是巴赫和魏道尔，尤其是这两位作曲家都擅长的管风琴音乐，充满宗教感、宿命感与神秘色彩，与影片的中式风格及柳白猿每每射箭裁决江湖不平的感觉完全不同画，却又奇怪的不谋而合。

“把西方交响乐和电子乐乐器配在一起，甚至把摇滚乐和中式器乐贴在一起，是传统音乐中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说我和安巍是有新意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用了别人不敢用的配器方法”，徐浩峰如是说。

魏道尔：十九世纪法国管风琴家、作曲家，致力于将管风琴音乐推向“交响化”境界，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就是十首交响曲组曲。

与徐浩峰是怎样合作的？

不顺画面情绪走，而追求“乘法的效果”

被问及灵感从何而来，安巍笑言自己跟导演都“挺享受”，他们一直在寻找音乐跟画面的某种契合度，但他们从来不会像“到底该用钢琴还是小提琴”这样就音乐聊音乐。

“画面你可以跟美术说说颜色、形状、空间关系，演员可以具体到表演，再笨点的可以做一个示范，但音乐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跟导演沟通往往都是说跟音乐本身没关系的事，比如这个戏什么样，人物前史什么样，环境是什么氛围，年代有什么特点，但其实都跟音乐有关系”，安巍告诉记者。

至于如何将两者结合去创作乐曲，他表示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形容，“音乐有时候是这样，它传达出我们无法言明的那么一种状态”。在这一点上，他认为《箭士柳白猿》其实比《师父》走得更远，更极致。

徐浩峰将他和安巍的工作方式比做探戈音乐，并已随着合作的深入日渐成形：在还没有看到完整成片时，安巍先凭想象准备很多练习曲，等徐浩峰定剪完成后再开始着手作曲，制定音乐方案，“探戈音乐带有很大即兴性，比如说手风琴先自由发挥拉出了一个调子，然后低音提琴拨弹的旋律就自然跟着变了，立刻提出来一个不同质感的东西，只有两者都即兴，才能出新。比如说电影的画面是探戈音乐里的手风琴，那安巍做的电影音乐就是低音提琴，他提供的是不同于手风琴的东西，不只是顺着画面情绪走的加法，而是在追求乘法的效果。”

如何从录音系走上编曲之路？

小时候听戏长大，又熟悉西方古典音乐

《箭士柳白猿》是安巍和徐浩峰的第一次合作，但要说起两人的相识还是在1993年。那年他们还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新生，安排宿舍时，安巍所在的录音系和徐浩峰所在的导演系，刚好都多出来两个人，就把他们拼在了一个宿舍。回想起这段四年的“同居”岁月，徐浩峰笑言，“他看不上我，我也理解不了他，交流很少，关系非常一般，我们只生活在一起”。在他眼中，安巍有着修养很好的“旧家庭贵族范儿”，“我们这一代人基本失去了京剧素养，但他小时候还是听戏长大的，之后还听了很多西方的古典音乐，而我是个赤脚医生一样的人，小时候没接触过京剧，高中画画就下乡，要到街头去体悟，对优雅的方式是完全放弃的，我太土了。”

对于徐浩峰的这个评价，不善言辞的安巍笑而不语，而大多相熟的朋友，都用低调来形容他。据说大学时，某乐队吉他手喜欢赶在下课人来人往时弹琴出风头，小聚时被朋友邀请即兴弹段曲子时却拒绝了，对手边仅有的那把国产琴表示不屑，“国产琴没法弹”。而之后的某天，安巍就用那把前者口中没法弹的国产琴，在宿舍走廊尽头的小阳台练一首古典乐，引得同楼层很多同学从各自房间出来，安静倚靠在门框上聆听，有的还捧着饭盆儿边吃边听，朋友评价，“听他弹琴你能瞬间入定，有魂”，后聊及此事，他说，“弹琴这事，在人，不在琴”。

在徐浩峰看来，安巍是北京电影学院“特殊”录音系制度下的“特例”，因为很少有电影学校会培养录音师的作曲能力，“这是非常奇怪，也是非常高明的地方。给他们开作曲课程，虽然‘成活率’往往比较低，但是万一有人能够领悟出来，也不耽误学生的才华”。所以，从小受到音乐熏陶和作曲训练的安巍，在完成了《杜拉拉升职记》《将爱情进行到底》《我们天上见》等影片的录音指导后，开始进入制作电影音乐的转型期，《箭士柳白猿》来得不晚不早，也正因为这部电影，他和徐浩峰在认识近19年后，才真正成为朋友。“那时我刚开始起步，但他作为电影声音指导已经是一线了，徐静蕾、张一白的电影很多都是他做的”，即使现在聊起当时的《箭士柳白猿》剧组，徐浩峰仍满是感激之情，“主创团队基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他们过来支持我，有种大家抱团一起往前走的感觉，安巍当时就是主动过来帮忙的人，很温暖”。

■ 解读代表作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因为吴亦凡演的是一个大提琴演奏家，在电影里面得拉琴，你必须得把音乐在拍片前先写出来，他能练，也能拍。

整体来说，影片人物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所以，我那时候开始研究圆舞曲，听些很学院派的大师音乐，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约翰·施特劳斯等。电影音乐风格是很传统的钢琴、弦乐、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像赞美诗一样，写我作为一个东方人对布拉格的憧憬。那个片子好多人看完以后都觉得音乐很好，说你对布拉格肯定特别有感觉，其实我都没去过，到现在也没去过，他们都不信。我觉得吧，可能对没去过的地方更有想象吧，如果真跟他们拍几个月戏回来，就不是那样了。

《师父》

除了电子成分以外，它有点爵士、蓝调的感觉。你看它那个场景、人物，其实挺欧洲的，这是当时整个天津的感觉。常会出现一个西餐厅，一个欧式的桥，所以后来用了很多铜管、小号。当时我脑子里面对这种片子的印象都是来自于《美国往事》那种氛围的音乐，因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有点像那个感觉，整个社会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人物又置身乱世之中，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东方的、西方的，然后又有很传统的功夫，看待任何事物是种不一样的角度，都会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口述：安巍

■ 谈合作对象

徐静蕾的电影大多数是爱情故事，她个人就更偏重于这个旋律是不是很打动人很好听，能够传达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随着剧情不断深入慢慢地发展展开。

徐浩峰完全不同，可能不太需要你的音乐给他去煽情，但是需要你的音乐给他以力量，男人的那种力量，不是说有多大劲，它是一种内在的，比如说对人物的塑造，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他的内心变化。

“配乐老觉得像默片时代，那时候放电影会请一个人弹钢琴，那个时候你可以说是配乐，因为每个人弹的都不一样。

等电影有了声音以后，就不能再叫配乐了。

还有叫BGM的（背景音乐），那就说得更远了。我觉得这种形容本身挺落后的，电影里存在的任何一个东西都不是可有可无。

如果可有可无的话，那它肯定不重要。” ——安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