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首次答复黄菊去向事先向中央要口径

原标题：10年前，他在政协发布会上首次回应黄菊去向

“黄菊同志身体不适正在住院治疗，现在康复之中。”

10年前，2006年的政协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此言一出，立刻成了个大新闻。

“当时一个地方报纸的老总很兴奋，给我打电话，说这是中国开放的表现，过去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绝密，现在可以讲了。”

“两会”开幕前夕，前任驻法大使、曾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的吴建民接受了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微信ID：wepolitics）的采访,分享了自己当发言人的经历与体会。

首次答复黄菊去向事先向中央要口径

从早年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到后来的全国政协发言人，吴建民说他经过研究后明白了记者最感兴趣的是新闻，而不是旧闻，“要考虑到记者关心的热点问题”。

吴建民透露，当时为了准备政协新闻发布会，他们会同各部委的人开会，部委会对一些问题有预计并准备出厚厚的一本口径。2006年准备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看了准备的问题后认为，记者可能会问黄菊的问题。“因为黄菊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长期不露面，问各部门都没有回答，你问到政协没有回答可就不行了，因为开幕式的时候政治局委员都会出席，黄菊出不出席，你不能说‘你看吧’。”吴建民说。

但这个问题需要请示，后来经过层层请示，中央给了口径，于是就有了发布会上的“黄菊同志身体不适正在住院治疗，现在康复之中”。

时隔六年，继黄菊之后，又有一高官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成为了记者关注的焦点，那就是薄熙来，彼时已发生了王立军“闯”美领馆事件。吴建民那时虽已卸任发言人的职务，但仍关心着政协新闻发布会，赵启正对薄熙来问题的回答也让他印象深刻。

有记者提问：“请问中央政府对薄熙来，对重庆的领导是否仍有信心？”赵启正回答：“近年来，重庆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你如果有兴趣，在全国人大开幕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薄熙来，你采访他就是了。”

“当时中央还没有正式表态，但是王立军的事情已经出了，他当年的回答很不容易啊。请示上面没有回答，但当时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能不讲么，他能说无可奉告么。”吴建民感慨道，他认为赵启正的分寸把握的十分到位，在没有口径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发言人就可能承担重大责任。

吴建民认为，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就需要发言人的水平，“发言人不是一个口才的问题。”他说，发言人要有三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知识，对中央政策的理解、知道国家的最大利益是什么，世界对中国的主要看法是什么，一方面是逻辑、言之成理，还有就是表达，“不是说用很多古文，句子很华丽，最有穿透力的是简单易懂，能够找到这些话来表达。”

而具备这三方面的能力需要多年的积累，“有些人提问说吴大使你有什么技巧么，我说吴某人不喜欢技巧，喜欢真功夫。”

跟铁道部“过招“ 后来部长口气变了

2008年的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是吴建民的“告别演出”，当年他却遇到了一个自己完全没有准备过的问题，这也到了他施展“真功夫”的时刻。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相关计划生育部门正在准备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您是否能够就此发表一下看法？”

“独生子女的政策是中国根据当时的情况，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选择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大概从70年代到上世纪末，中国一共大概少生了3亿—4亿人。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

吴建民告诉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这个问题自己没有料到，“讲完之后，计生委不干了，计生委主任说，我们的政策不变。我当时心想，看吧。现在不是变了么，哪有万古不变的东西啊。”他说，发言人讲话要站得住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不要图一时的痛快。

在那一年，吴建民还和铁道部过了一招。2008年春运时广州车展非常混乱，广州市政协开会时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点名批评铁道部，“当时衡阳和株洲完全停电，已经可以预见未来几天开不了车了，铁道部却还在卖票。”

之后，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做客人民网反击称，“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并说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这样感觉就有点以势压人，感觉是我官比你大。”吴建民说，他当时预感政协新闻发布会上会有这个问题，果然有人问到了，“我就说根据政协的章程，政协委员有权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另外中央专门出了文件，任何党政领导干部都应当认真听取政协委员的批评。我说这个事情，现在社会上讨论，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过了两天，有记者采访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他的口气就变了，他说人民群众不管是谁，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都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吴建民告诉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记者招待会后，王勇平给他打电话说，“我去坐镇人民网，是部长让我去的啊。”但他认为，部长可以让发言人去，但发言人可以和他讲道理，“你可以出气，但是你的道理站不住脚，大家要对你铁道部提出质疑啊。”

八九年后曾在海外应对学生质疑

后来，王勇平因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被推向舆论的漩涡，最终离开新闻发言人的岗位。吴建民感到，现在的舆论环境对发言人是更大的考验，“关键是你讲的在不在理，你的积累够不够，逻辑表达如何。”

吴建民回忆，自己的“积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他在联合国工作中，先后干了10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外长在那里表演，从那里能够看出谁讲话受欢迎，谁讲话大家不爱听，那对我很有帮助。”

而他在工作中开始需要面向公众演说是到了1989年，那时他到布鲁塞尔，担任中国驻欧共体使团的二把手，也是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的二把手。“1989年之后，中国非常困难，怎么向大家说明中国的情况，这个需要动脑子，包括对留学生。”到了1990年的春夏之交，比利时的留学生情绪还很激动，教育处的同事说把学生代表请到使馆来，让吴建民给做工作。

当时来了200人，满满一屋子的学生。有学生举手问：“吴代办，你看我们这个国家弄来弄去老一套，现在又提学雷锋、王进喜，我们这个国家老在原地兜圈子，还有希望么？”台下立刻掌声雷动。

“我没想到会问这个问题。”吴建民对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说。

面对这个问题，他说：“看样子这个问题很受欢迎。我搞了很长时间外交，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英雄，没有英雄的国家没有前途。我在美国待了十年，讲来讲去都是华盛顿、林肯、杰斐逊，这些人是他们的开国元勋，很有功劳。王进喜为了中国人的石油自主命都不要了，我说你们没有经过那一段困难的时候，我们学习他不应该么？”会场鸦雀无声。

“外交场合人家问你很多问题，你要思考怎么回答，脑子不停地，后来当新闻发言人是一个继续。”吴建民认为，长期积累才知道怎么应变，如果他没在美国待过，那可能没法用美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国家哪能没有自己的英雄”。

1990年12月底，吴建民回国，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一开始都传，但我不相信，因为我没干过。”真的开始履职，他一切就得从头学起，在那个没有手机查资料，用大哥大给李肇星打电话还会没电的年代里，他向同事、记者们请教，在每一次发言中锻炼。从亲自修改口径，到上场发言，再到会后总结，他研究记者和新闻发布会的特点，思考怎么样讲打动人……

于是在十几年后，他再次走上发言席，成为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让记者们从他的回答中得到了那些“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