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凭什么不能为民企发声？

文丨特约评论员 刘远举

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记者会上罕见地直陈劳动法的一些弊端。

楼继伟的观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现行《劳动合同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用于灵活用工。对于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在“没有订单的时期会比较为难”。

其次，“这几年薪酬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可能造成企业成本上升，使企业迁至其他国家，最终减少劳动者就业机会，损害的还是劳动者的利益”。

第三，《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和雇员的保护程度是不平衡的。职工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其实施解雇，但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明原因辞职，这不但会对新员工形成歧视，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同时也会影响企业对员工技能培训的投入，减慢员工技能提升。

所以，楼继伟认为，“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这已经不是楼继伟第一次发表类似观点，在今年2月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在去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演讲中，楼继伟亦以学者身份提出过类似观点。

中国毕竟是从割资本主义尾巴，雇工8个算剥削的时代走过来的。资本家是罪恶的，工人是弱势的，旧时代的这些观点，不可避免的在思想意识层面留下痕迹。在这些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劳动合同法》，虽然名字里面就有合同二字，但却一定程度上把劳资关系看做不平等的剥削关系，进而更多的强调保护劳工的利益；与此同时，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來。然而，市场经济中，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主体，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基于合同的合作关系，有着共同的、一致的利益，当雇主的利益被不断压制，最终劳工的利益也得不到保护。

中国经济不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面临着外界的竞争。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越南、印度，乃至美国都以“再工业化”来争夺中国的就业岗位的时候，中国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就会受到损害。

劳动者与企业是实际的，他们往往抛开法律，按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情况来达成契约。所以，在一线城市市区之外，劳动法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灰色地存在着。但是，由于这些协议得不到法律保护，员工很容易在离职的时候撕毁之前的协议。对企业而言，预期不稳定，影响企业的长期人力资源配置；对监管部门而言，劳动法与实际之间巨大差异造成的广泛存在的灰色执法，就是寻租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这种情况更多的只针对外企与私企，对于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出于中国国情，自然不会害怕离职员工的投诉。由此，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法律地位，并进而导致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不同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竞争力，最终损害市场竞争。

《劳动合同法》的种种问题，民企与学界已经呼吁多年，希望推动改革，但无人理睬。楼继伟作为财政部长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源于他的职责与压力。

去年，楼继伟一再表示财政收入滑坡，今年财政部又面临着提高财政收入的压力，而中国的财政收入一大部分来自民企，他自然想如何帮助民企提高效益，而现在的劳动法之下，企业不能实行弹性的薪酬制度，不能裁掉不适合企业发展的员工，都会对企业产生额外负担，影响企业效益。

劳动法对企业最大的压力，来自社保。按照现行的五险一金规则，一个员工月薪1万，到手只有7454元，而企业则要付出14410元。由于五险一金的强制性，社保实质上变为了一种税率相当高的社保税。

在经济学界，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以其“拉弗曲线”的发现而著称于世，并当上了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拉弗曲线”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般情况下，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于是，就形成了随着税率增加，税收先升高再下降，向上凸起的拉弗曲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楼继伟指出的劳动法的问题，本质上是减轻企业负担，是减税，其目的，在于更大的激发中国经济。当下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不管这种改革如何的中国化，供给主义的本质都是减税以增收。

正如楼继伟所说：“财政部是个宏观部门、综合部门，看到这些问题要指出来，因为这个问题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财政在支出和收入方面也都因此受到了影响，我们需要做出矫正”。所以，正是作为财政部长所承受的财政增收压力，使得楼继伟不断站出来，直言劳动法的种种问题。

这种行为背后，是挑战“政治正确”的勇气。政治正确，作为一种观点，作为一种社会观念的稳定器，当然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有些时候，政治正确会妨碍人们真实的直面对问题，会阻碍政治家与官员说实话、干实事。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中国官员总体上都很低调、谨慎，讲究宁左莫右。在今年两会发言人都敦促代表委员们接受采访的氛围下，楼继伟明知道会得罪人，仍然不断直言，发表这种偏向资方的言论，以推动对劳动法的讨论与改革，是罕见的，没什么好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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