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原标题：《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维钧总是在工作，办公桌上是成堆的文件

1960年，维钧和我乘坐玛丽女王号游轮前往欧洲，在巴黎的柯瑞林酒店逗留了一个星期，之后前往海牙。休假结束之后的维钧继续法院的工作，而我则看一看我们的新家。

尽管海牙号称荷兰的首都，也是荷兰王室、国际联盟和国际法庭的所在地，却被称作“欧洲最大的村庄”。它给人一种小镇的感觉，维钧喜欢这里是因为它的整洁和温馨，但城市的设施一样也不缺——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

我们住在维特布鲁格酒店，许多法官都住在这里。我确保维钧膳食均衡，不再吃那些果子盐，很快他就恢复到原来的体重，气色也好多了。

法庭春天和秋天开庭，每年两期，每期三个月。我不愿意在酒店度过半年时间，而且维钧理应有个家，于是我们开始找房子。

我在埃尔多拉多公寓的租约还有几个月到期，在首次前往海牙期间我把房子交给了吴妈。朋友们经常请吴妈帮忙准备晚宴的饭菜，于是我请蕾孟留心照顾她。姑娘们经常给我和维钧（她们称他为“叔叔”）写信汇报自己的近况。

国际法庭6月休庭，我正好可以赶回纽约帮助茜恩和骝千为八月份的婚礼做最后的准备。婚礼华美绚烂，但蜜月就没有那么圆满了。一场飓风光临了他们所在的维尔京群岛肯尼湾，他们不得不搬出别墅，和其他在此度蜜月的新人一起住在度假村餐厅里。随后，飓风跟随他们到了纽约，他们在倾盆大雨中装运行李前往波士顿，骝千即将在那里开始哈佛商学院生涯。后来飓风又跟随他们到了马萨诸塞州沃特敦的公寓，他们不得不在暴风雨中卸行李！这段美满的婚姻竟然有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开端。

婚礼之后我把埃尔多拉多公寓的物品打包，放弃租约，10月和吴妈一起飞到荷兰。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所房子——法庭的记录员退休，我们接下了他在克里姆威戈150号房子的租约。这栋两层小楼非常舒适，两边的花园里布置了花坛和行道树。在等待家具从纽约运来期间我们还是住在维特布鲁格酒店。与此同时我找人重新粉刷了房子、修葺花园，并且请了一个勤杂工和一个荷兰女仆弗朗西斯科。最终，大概一个月之后，我们的物品装在三个大集装箱里从纽约运抵海牙。（维钧数了一下）一共二百八十件，但工人仅用了半天时间就把它们各就各位了。搬家的第二天晚上，吴妈烧饭，我们为维钧的老朋友、到访的台湾“内阁”成员袁守谦举行了一场晚宴。

在海牙的日子很愉快，但也有些单调。总体来说法庭同事间的交往是非常正式的。我记得刚到海牙时去拜访了所有法官的夫人。后来她们也都一一回访，我用下午茶招待她们。其中我最亲密的朋友都是会讲英语的法官夫人：澳大利亚的斯彭德（Spender）夫人、埃及的巴达维（Badavi）夫人、日本的田中夫人和美国的哈克沃斯（Hackworth）夫人。泰国的巴卡迪（Bhakdi）大使夫妇性格开朗，尤其友好。我们经常受邀去他们的大使馆拜访，他们也经常到我们家做客。

维钧早晨去办公，中午回来吃午饭。结束一天工作后他再步行从法庭回家。他一生都坚持步行。维钧总是在工作，办公桌上是成堆的文件。一次，同事珀西·斯彭德爵士问他，“你怎么从不外出？去看个电影！”我感觉在整个荷兰期间从未看过任何一场电影。除了官方活动之外我们几乎从不外出。

因为天气潮湿，我得了关节炎，继而又因为一位荷兰医生开的激素变成了“满月脸”。每隔一天有人到家中帮我锻炼。我偶尔会乘坐门口的电车去市中心购物，只是为了找点事情做。每个星期五我都会和巴达维夫人一起去跳蚤市场。

放假期间维钧和我飞往奥地利的基兹布赫，看薛杰和雪兰滑雪。一天维钧出去散步，买了件滑雪衫，很快我们两个就踩着滑雪板在滑道上了！（连载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