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原标题：《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我想日本当局大概是觉得一群妇孺没什么威胁

四十二名华侨领袖被押往马尼拉监狱，受到了拷打、凌辱。后来他们被送上了日本军事法庭，罪名是为战争捐款，罪同前线士兵。其中九人，包括一名校长和一位记者，在4月15日，也就是早于光泩两日被处决。另外二十八人被判处二十年监禁，还有五人因被判未曾为抗日运动出过力而获释放。

5月24日，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通告了对于九人的处决，但从未提到过杀害领事官员。

华侨的财产没有被没收。在菲日本人（当然不是出于对华侨的关爱）告诉军方，这样做会摧毁菲律宾经济，使得占领当局面临更困难的局面。

战后，太田和本间将军被送上审判席，并因为他们的罪行被处决。

回到战争初期：我带着三个女儿和孙氏母子从马尼拉宾馆回家后发现我们的房子被日军作为敌方财产没收，附近的美国居民也遭遇同样梦魇。前门被贴上封条，严禁进入，否则将被处决。仆人们搬到了马路对面我们的老房子布里克斯顿山路15号，莫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住在那里。美国房东不知所踪，很可能被关进了圣托马斯大学拘留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那些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仆人们，陆续从被查封的房子的后门偷偷拿出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我储备的食物、药品和许多家具。最终，我们的几张床、一套餐桌椅，甚至图书室的钢琴都搬了过来。

一天，两位领事的太太和孩子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布里克斯顿山路15号。他们的房子也被没收了，年轻的太太们无处可去。我还没有从人口突然增加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时候，邵秀兰也来了。这个二十岁的漂亮姑娘在战争爆发前几天刚刚从上海来到马尼拉完婚，新郎是年轻的领事馆实习生王恭玮，我们的主婚人、外交部长王正廷之子。他们的婚礼是光泩主持的，我当然也得收留她。

尽管圣梅萨离马尼拉市中心只有五六公里，但是显然军队不会驻扎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几个在军队工作的平民——医生和会计——代替他们住进了我们隔壁原来属于美国人的两栋房子里。和我们的16号一样，这些房子也都被查封，原来的住户被监禁。这些日本平民显然很孤独，来过我们家一两次。但是我们这些大人都退到了房间里，只留下孩子们跟他们说话。

我们没受什么打扰，来去自由。我想日本当局大概是觉得一群妇孺没什么威胁。日本领事馆的西本先生显然是被派来检查我们的情况的，每隔几个星期他会来一次。这个年轻人非常有礼貌，似乎试图要照顾我们。

经历了最初几个星期的焦虑和不安之后，日子逐渐平静。我们把前面草坪挖开，种了绿叶空心菜、红薯、蚕豆、白菜和花生。在地下室养了一群鸡，鸡蛋就有了着落，偶尔也杀只鸡来改善伙食。房子旁边的猪圈里还养了一只猪，厨师们在花园里把它宰了，各家都分到了肉。吴妈把她的那一份挂在晾衣绳上想要晒干，结果丢了。她认为是陈妈偷的，于是两人大吵一架。后院马棚里养了一匹马，用来拉我们的六轮马车。汽车在后院的车库里闲置着，汽油都被日本人征用了，根本买不到。

电力是正常供应的，但是没有煤气，因此我们都是在烧煤的大黏土锅里做饭。六叔很安静，但是手很巧。他用黏土锅做肥皂、芒果酱、花生酱，甚至还给它们贴上了打印的标签。他是怎么做的，是从哪里找来的瓶子、纸张和墨，我统统不知道。他把自己做的东西拿到市区卖，我还在当地的杂货铺见过他做的一些果酱。

作为总领事的太太，大家都希望我来主持家中的事务。这不是一份令人愉悦的工作。孙太太经常抱怨。太太们相互拌嘴，仆人们也是如此。两个厨师德平和老张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不止一次在后院挥舞着大菜刀打了起来。我竭尽所能充当和平使者，但实在让人心力交瘁。

（连载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