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原标题：《“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华国锋深信“四人帮”早已失去人心，就是在他们经营十年之久的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也早已不满。广大民兵不明真相，一旦“四人帮”真下了“打”的命令，他们未必不会听命。他反复讲，一定要将“四人帮”和广大群众分开。现在部队向上海运动，虽然是早已决定的，但是容易造成误会，不利于做上海民兵的工作。为了说服大家，他用了一个“逼”字，这个字语义深刻，领导者站在主导地位，应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更不是“逼”出民变，再派兵镇压。这个决策十分英明，保证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不动一枪一弹，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更没有发生内战，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统一、团结。

当历史平稳度过危机之后，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历史的发展，必然里也有很多偶然。

华国锋曾回忆：我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已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后，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上午，飞机起飞，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彭冲在省委常委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到达北京。华国锋不让他们参加政治局打招呼会，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们传达“四人帮”已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顿时傻了眼了。但是，他们情绪抵触，提出的问题比马天水还要多、还要荒谬：“这件事可能是青年人搞的。我们前几天在北京时，还没有听说有这些事，为什么突然把他们（指‘四人帮’）一起都抓起来？”

徐景贤不得不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其目的就是武装叛乱，不过他是用“战备部署”来遮掩。

接着，徐景贤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请示同意后，徐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他和王秀珍已经安全到达北京；第二，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

而上海那边接到徐景贤的电话后仍然我行我素，准备叛乱。

10日深夜，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背着周纯麟在一起密谈。他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

王秀珍向马天水说：中央负责同志什么时候见我们？

马天水并不清楚中央的安排，推测说：明天要见了吧！

徐景贤说：到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请示的？

马天水说：“四人帮”篡党夺权问题还感材料不足，很难说服人。

徐景贤说：《光明日报》10月4日的文章和姚文元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王秀珍说：王洪文是一些生活问题，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要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讲讲。

徐景贤、王秀珍自知武装叛乱罪责难逃，早说可以落个好态度，都说：上海动用民兵要讲一下。

马天水不同意，反问：是不是一定要汇报？

11日早晨，徐景贤到两位秘书房佐庭、张家龙的房间里说：“昨夜没有睡好，晚上做梦，真他妈的，民兵动起来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像巴黎公社一样搞起来了。”又说：“王洪文、江青材料是充分的，张、姚的材料不足。”又说：“他们不识货，姚文元很刻苦，看书学习很用功。”（连载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