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原标题：《“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上海多数同志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大家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都很高兴

王一平、李庸夫即向曹大澄提供了10月7、8两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内容及行动细节。此时，距离徐景贤、王秀珍密谋武装叛乱不到24个小时，材料即落入谷牧派出的上海先遣小组手中。

曹大澄和王一平、李庸夫谈话结束时，从屋里走出一位年长者，上海交通局张局长。王一平问：你都听到了吧。他笑着点点头。上海多数同志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大家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都很高兴。

王一平对曹大澄说：“我这里目标太大，你以后和李庸夫联系。”当即李庸夫和曹大澄商定了下次见面地点，就在附近延庆路的画家程十发家。

曹大澄立即赶回衡山饭店，向徐良图汇报，李景昭也在座。形势严重，刻不容缓，徐良图对曹大澄说：“你今天就坐飞机回北京，当面向谷牧同志报告。”李景昭说：“我回北京。曹大澄对上海人熟，继续了解情况。”

王守家买好票，当晚送李景昭上了飞机。这天是1976年10月9日，星期日。

李景昭回北京的事情马上引起“服务员”的注意。第二天他们就问王守家：“你们刚来就回北京？上午来，晚上走，他回北京干什么去了？”王守家回答：“他回去拿东西。来时，落下东西了。”

李景昭乘晚上飞机回到北京，立即将王一平、李庸夫收集的情报交给谷牧，由谷牧秘书胡光宝编写成《上海来信》第一号，连夜送交华国锋、叶帅等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帅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当晚决定速令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华国锋决定由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俩，并派了中央办公厅一人与周纯麟一道坐车去京西宾馆。来到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来人把中央批示给马天水看。马天水看完后，就与那人一道给上海挂了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到北京来。

上海这边，徐景贤、王秀珍接到北京开会的通知，连忙和冯国柱、王少庸、黄涛、张敬标4个常委与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萧木开会研究。冯国柱老谋深算，提出：可能有问题，是否不去人，或者去一个人。廖祖康、萧木也说：不要去。果然正如华国锋预料的那样，徐景贤和王秀珍很听马天水的话。所以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后坚持要去，说：这是马老通知的，（我们）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并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在一起研究。王秀珍又打电话给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我们去开会，一两天回来。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乘专机到了北京。华国锋决定由周纯麟、马天水向他们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听了传达，知道大势已去，马上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打电话的内容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徐景贤当晚即打了电话，告知冯国柱：“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不让黄涛、陈阿大等王洪文的小兄弟轻举妄动。以后，11日、12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马天水打一次电话给上海，告知“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11日还通知上海的宣传口径要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为准。但是，黄涛和廖祖康、萧木、陈阿大等王洪文的小兄弟继续活动，12日再次布置武装叛乱。

因谷牧派出的八人小组，及时掌握了上海动向，使华国锋、叶剑英能不费一枪一弹，一个电话调走徐景贤、王秀珍两人，打乱了上海武装暴乱的部署。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接管上海。（连载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