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原标题：《“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张敬标握着王一平的手，感谢老首长当年的挽救政治生命之恩

王一平要求见面，不容回绝，张只好同意，约在康平路100号李干辉家里。张与李是儿女亲家。李干辉是1925年的共产党员，曾任上海组织部副部长、副秘书长，1974年3月病逝。王一平到他家不会引起别人注意。况且，100号内有几栋公寓式的楼房，原是华东局的宿舍，住的老干部很多，离武康路很近，王一平的出入不会引人注意。

大约9日上午，见面后，王一平晓以大义，陈明利害。张敬标不得不详细地汇报了徐景贤、王秀珍10月8日以来策动暴乱的内容，并将文件副本交给王一平。从此，张敬标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王洪文的小兄弟要叛乱，他提出等马、徐、王回来再说。为此，后来清查时，张敬标得到宽大处理，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和降低工资两级（由11级降13级）处分。张敬标病重住院，特别想见王一平。王一平闻讯赶到医院。张敬标握着王一平的手，感谢老首长当年的挽救政治生命之恩。

王一平、李庸夫为人低调，从不炫耀自己当时的功劳。随着他们去世，一些历史细节已不复再现，绝非王一平所说“打了两次电话”那么简单。笔者采访过几百位老干部，发现他们事后的回忆、描述，与职业、经历有关。做大事的人、做决策的人，叙述起来往往如同他们作工作报告一样，三言两语，高度概括。而做具体工作的人，关注细节多些。搞文学创作的人观察细致，讲起过程来对各色人物的表现描述得活灵活现。

10月9日下午3时左右，曹大澄匆匆来到武康路4号二层找王一平。进门便看见清瘦、儒雅的王一平正和一人在桌边谈话。王一平对曹大澄说：谷牧同志在今天你们所乘的飞机落地之后来过电话。我本想把10月8日晚上上海市委宣布全市进入一级战备的情况，向他反映。他阻止我，说电话里什么都不要讲，我派曹大澄找你去“接头”。谷牧用山东荣成话拖腔说“接头”两字，王一平心里已有数了。

曹大澄拿出黄冑所作《四蟹图》，画上题诗句为“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王一平看罢此画，笑笑说：“我明白了。”

王一平介绍屋内那位客人：“自己人。”

这位客人也笑眯眯站起来自我介绍：“我叫李庸夫，十八子李，庸庸碌碌的庸，人字捅破天的夫。”

王一平介绍说：李庸夫同志是我们的人，他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文革”前他是原上海市委分管政法书记梁国斌同志的秘书，后留在市委秘书处，徐景贤听聂元梓传达《炮打司令部》即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认为从6月中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天“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没有点名，矛头指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大字报的矛头所指，遂聚众造反成立“造反兵团”，在上海市委“后院放火”。李庸夫参加徐景贤当头头的“造反兵团”，他憨厚老实，办事踏实，话语不多，深得徐景贤信任。当他看到徐景贤、王秀珍一伙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等一批为中国革命献身的老革命，而上海滩的地痞流氓阿飞瘪三，夺权窃居高位，感到“文革”是一场政变，是新版“升官图”。李庸夫身为秘书处负责人，举凡上海市委会议的原始记录，张春桥、姚文元的重要指示，都归他负责整理存档，他掌握上海马、徐、王三书记和北京四首长的大量核心机密。

王一平的介绍与李庸夫的真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可见当时环境之凶险，形势之紧张。稍有闪失，前功尽弃。

曹大澄向王一平、李庸夫传达了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逮捕“四人帮”事，扼要介绍自己前来的目的、任务。（连载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