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原标题：《“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十年之久的地方，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怎样动作呢？

徐良图立即召集紧急会议，说：“我们的任务是来观察上海余党动向，现在却先被软禁起来。我们唯有针锋相对，主动出击。”当即商定派王守家、陈裴章到工业交通组找黄涛、陈阿大，正面谈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问题。派曹大澄去拜访王一平探听“内幕”消息。

徐良图说：“去工交组拜访陈阿大，被他们盯梢紧跟，还算是一个保镖。去王一平家的一定要甩掉尾巴，保证一平同志安全。”

于是，先安排干志坚出门。此公膀大腰圆，地道的上海人。他疾步出了门，一个服务员紧盯不放。过五分钟，王德瑛跑出去追干志坚。又一个服务员，不容分说尾随其后。稍后周力下楼买烟，又跟上一个尾巴。李景昭逛南京路，再跟上一个尾巴。四个服务员都被调开了。这时，曹大澄最后下楼，和看门的服务员打招呼：“阿拉吃饭去！”守门的不敢擅离职守，眼巴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10月7日晚，王一平接到谷牧电话之后，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推门来到阳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年、十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十年之久的地方，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怎样动作呢？他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不停地思索。他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的李庸夫。李庸夫是华东局公安部部长梁国斌的秘书。1965年梁国斌任上海市委书记，李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直接在秘书长王一平的领导下工作。“文革”后，张春桥将梁国斌抓了起来，1969年将李庸夫全家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带上海知青。王一平分管知青工作，两人一直有往来。下放干部互相戏称为“荒友”。后来李庸夫想办法从黑龙江回到上海，在一个区里做调查员，住在淮海路，离康平路、武康路不远。

1976年8月下旬，马天水根据王洪文指示，开始在上海发枪，他们也知道这是见不得人的，既不征求警备区司令周纯麟的意见，也不敢让其他人发觉，偷偷摸摸地进行。在市总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张伟强发现后，将此情况告诉北大荒的“荒友”李庸夫。李庸夫立即与老领导王一平商议。李庸夫是张春桥注意的人，不便去北京，便找到在上海警备区的老乡李兴先，让李兴先的爱人顾宗芳以给孩子看病为名，连夜将情报送到北京，经王一平介绍交给谷牧。从此李庸夫更加注意收集市委动向。他找曾在黑龙江工作过的“荒友”了解情况。因为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市各单位抽调的，回到上海后，又都分配在市委、革委会各个单位工作。

王一平想起的另一个人，是市委常委、办公厅主任张敬标。“文革”前张敬标曾任组织部的一个处长，在王一平领导下工作。他虽然投靠了“四人帮”，成为马徐王的核心成员和骨干，但也尊重王一平，有时登门看望老首长。

王一平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形势。10月8日深夜，徐景贤下了第一、二个叛乱的命令后，民兵开始集合、持枪上街巡逻。王一平很快得到消息，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马上断定徐景贤、王秀珍已经知道“四人帮”被抓，有异动，可能要暴乱。他当机立断拿起电话给康平路市委办公厅打电话，找张敬标。此时徐景贤、王秀珍带人已分别进入第一、二指挥部，只有张敬标留守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张敬标一听是王一平的电话，拒绝接听。

王一平从张敬标拒绝接听的行动中，推测事态严重。要不要再打电话呢？再打电话可能惹祸上身，甚至是杀身之祸。王一平思考片刻，又一次拿起电话。他发了脾气，张敬标才不得不接。一开始对方很害怕，什么也不肯说。在王一平严厉追问下。才不得不承认是要暴动。（连载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