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原标题：《“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作者：李海文、王守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作者：李海文、王守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春桥一个指示，赶走了寒气，迎来了暖流”

每次计划工作会议，黄涛都是冲在前面，和党中央、国务院唱反调。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步履艰难。1973年1月到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批林整风，肃清流毒。因林彪一伙说“打仗就是比例”，“我说的就是比例”，搞乱国民经济，造成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三项突破了国家计划的严重问题。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委研究、起草《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问题》的文件，提出了十条解决意见。在讨论中绝大多数省、区的代表都赞成，唯独上海代表黄涛一人反对。他说：我认为，加强经济管理的十条，实质上是修正主义的十条！是路线回潮的产物，是翻案的十条，算账的十条，是整造反派的十条！是偏离大方向的，要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引向何处？值得深思！他将这十条称为“十条王法”。会后，黄涛又密报张春桥。张看后说：他们搞二十八比一，压上海。我已经找他们谈了，这样搞是不行的，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兴风作浪么！上海是压不垮的，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张春桥强令将《十条》收回。黄涛得意洋洋：“春桥一个指示，赶走了寒气，迎来了暖流。”在这次会上，黄涛的两次发言，都送给张春桥审阅，张春桥都做了修改和批示。姚文元亲自写信给黄涛。王洪文更是登门拜访，在黄涛房间吃酒、密谈。以后，黄涛更加死心塌地投靠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1973年十大召开前，王洪文、张春桥打着中央旗号，要上海准备150个干部。要把黄涛塞进中央委员会，由于周总理坚决反对，才未能成功。

1974年2月10日，江青抓住了美国公司送给中国电视考察团的礼物玻璃蜗牛，制造“蜗牛事件”，轰动一时。黄涛紧跟制造事端。4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十五省、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黄涛抓住交通部进口大平板拖车的问题，在会上说：进口就是洋奴。我们上海能生产，为什么要进口？我看外贸部门就有李鸿章似的人物——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后来，交通部经办此事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上海写了一份备忘录，说明“为适应我国重要工程建设需要，曾两次函请上海生产大拖车，被上海拒绝之后，才转而进口的”。黄涛恼羞成怒，写了《备忘录的备忘录》，抄报王洪文。王洪文批语：我赞成春桥的看法：他们买了那么多洋破烂，不知洛克希德公司给了多少回扣？要彻底追查！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黄涛在前门饭店宴请王洪文，邀金祖敏等人作陪，黄涛举杯，第一句话是：“Long live Wang！”（王万岁！）在黄涛导演下，上海代表列队鱼贯进入，向王洪文敬茅台酒。散场时，上海代表又站班欢送，送到电梯门口，由黄涛一人恭送下楼，再送上车。一切都是黄涛精心安排。

1976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原定两个议程：一是批条条专政；二是安排下半年工农业生产，会期原定十天。会议商讨议程时，黄涛突然袭击，叫嚷要揭去年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和计划会议的盖子，把这两个会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他说：“你们过去开会可以两三个月，为什么现在搞路线斗争，你们就等着散会，走过场。”黄涛向上海其他代表递眼色，要他们也发言，企图扭转会议方向。

黄涛敢这样做，是因会前得到王洪文的指示，黄涛会前准备了20多份材料。其实，1975年的务虚会是从6月16日到8月11日开过13次，讨论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会议由李先念、华国锋主持，实际工作是谷牧做的，邓小平副总理一次也没参加过。黄涛查风源，就是查华国锋和李先念，将矛头指向国务院，指向国务院现任领导。（连载六）

“春桥一个指示，赶走了寒气，迎来了暖流”

每次计划工作会议，黄涛都是冲在前面，和党中央、国务院唱反调。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步履艰难。1973年1月到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批林整风，肃清流毒。因林彪一伙说“打仗就是比例”，“我说的就是比例”，搞乱国民经济，造成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三项突破了国家计划的严重问题。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委研究、起草《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问题》的文件，提出了十条解决意见。在讨论中绝大多数省、区的代表都赞成，唯独上海代表黄涛一人反对。他说：我认为，加强经济管理的十条，实质上是修正主义的十条！是路线回潮的产物，是翻案的十条，算账的十条，是整造反派的十条！是偏离大方向的，要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引向何处？值得深思！他将这十条称为“十条王法”。会后，黄涛又密报张春桥。张看后说：他们搞二十八比一，压上海。我已经找他们谈了，这样搞是不行的，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兴风作浪么！上海是压不垮的，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张春桥强令将《十条》收回。黄涛得意洋洋：“春桥一个指示，赶走了寒气，迎来了暖流。”在这次会上，黄涛的两次发言，都送给张春桥审阅，张春桥都做了修改和批示。姚文元亲自写信给黄涛。王洪文更是登门拜访，在黄涛房间吃酒、密谈。以后，黄涛更加死心塌地投靠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1973年十大召开前，王洪文、张春桥打着中央旗号，要上海准备150个干部。要把黄涛塞进中央委员会，由于周总理坚决反对，才未能成功。

1974年2月10日，江青抓住了美国公司送给中国电视考察团的礼物玻璃蜗牛，制造“蜗牛事件”，轰动一时。黄涛紧跟制造事端。4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十五省、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黄涛抓住交通部进口大平板拖车的问题，在会上说：进口就是洋奴。我们上海能生产，为什么要进口？我看外贸部门就有李鸿章似的人物——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后来，交通部经办此事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上海写了一份备忘录，说明“为适应我国重要工程建设需要，曾两次函请上海生产大拖车，被上海拒绝之后，才转而进口的”。黄涛恼羞成怒，写了《备忘录的备忘录》，抄报王洪文。王洪文批语：我赞成春桥的看法：他们买了那么多洋破烂，不知洛克希德公司给了多少回扣？要彻底追查！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黄涛在前门饭店宴请王洪文，邀金祖敏等人作陪，黄涛举杯，第一句话是：“Long live Wang！”（王万岁！）在黄涛导演下，上海代表列队鱼贯进入，向王洪文敬茅台酒。散场时，上海代表又站班欢送，送到电梯门口，由黄涛一人恭送下楼，再送上车。一切都是黄涛精心安排。

1976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原定两个议程：一是批条条专政；二是安排下半年工农业生产，会期原定十天。会议商讨议程时，黄涛突然袭击，叫嚷要揭去年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和计划会议的盖子，把这两个会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他说：“你们过去开会可以两三个月，为什么现在搞路线斗争，你们就等着散会，走过场。”黄涛向上海其他代表递眼色，要他们也发言，企图扭转会议方向。

黄涛敢这样做，是因会前得到王洪文的指示，黄涛会前准备了20多份材料。其实，1975年的务虚会是从6月16日到8月11日开过13次，讨论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会议由李先念、华国锋主持，实际工作是谷牧做的，邓小平副总理一次也没参加过。黄涛查风源，就是查华国锋和李先念，将矛头指向国务院，指向国务院现任领导。（连载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