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原标题：《“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作者：李海文、王守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王一平如此“不识抬举”，大大激怒了张春桥

一天，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王少庸突然到家中看他，表示只要他站出来揭发第一书记陈丕显就可以马上“解放”。王一平心里当然清楚，“解放”对他、对他全家意味着什么，但他说：我也是书记处书记，如果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有责任，绝不能由第一书记一人负责，再说我是分管干部的，现在上海那么多部、委、办、区、县、局的干部都没有“解放”，我现在“解放”是不合适的。马天水、王少庸是原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听到此话十分难堪。王一平如此“不识抬举”，大大激怒了张春桥。张春桥在一份“五七干校”的简报上恶狠狠地批示：“王一平劳动表现好，但思想反动。”

直到1971年王一平才“解放”。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一再过问下才当上上海市革委会的副主任。王一平对毛泽东指示都不盲从，对柯庆施都敢顶，怎么能看得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的做法、作风？他从不出席会议，更不去上班，主动提出分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他多次率市慰问团，北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南下云南、江西、贵州，深入田间和知识青年的集体宿舍，和他们一起劳动、座谈，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带去党组织对知青的关怀与慰问，帮助知青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不少知青成了好朋友。

他对“四人帮”、对马天水、徐景贤态度明确，在上海工作时间长、影响大、威信高。很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到他这来倾诉内心的不平，有困难的人找他商量、解决、排疑解难，许多人愿意与他谈心。他人虽坐在家里，对上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谷牧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么，谷牧为什么派曹大澄去找王一平呢？

曹大澄和王一平都因爱好中国书画而相熟。“文革”中，王一平在上海保护程十发、林风眠等一批老画家，批准林风眠出狱后去香港隐居。王一平到北京办事，必邀曹大澄陪同去拜访黄胄、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老画家。谷牧要曹大澄到上海先找王一平，即以书画往来掩护此行的真实目的。

曹大澄想既然是以画会友为掩护，要带上一幅画才好。晚上他和夫人李兴玲一起来到羊坊店黄胄家。一进门就看见画案上摆着几幅画，上面画有四只被捆挷的螃蟹，有的题诗句“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有的题诗句“人心大快喜若狂，除尽四害共举觞，神州欢呼新胜利，莺歌燕舞菊花香”。曹大澄笑着说：“老哥，你知道前晚的事了。”

黄胄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呢？黄胄夫人郑闻慧在《炎黄痴子》回忆说：

1976年10月7日清晨，我们还在睡意蒙眬之中，有人敲我们家的门，开门看见是姚海鹰（总参二部副部长姚仲康之女）。她一边跨进门一边说：“黄叔叔，黄叔叔，我爸爸派我来告诉你，昨天发生了一件震撼中国和世界的大事。”她激动得似乎在颤抖。既然是大事，我们的心也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一样，急着听她说什么。她边叫边推开黄胄画室，而又把门关上说：“把他们抓起来了！黄叔叔！郑阿姨！”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忙问：“把谁抓起来了？”海鹰看我这么迂，有点不耐烦了，“就是那四个人嘛！”还是黄胄比我聪明，即用他们常用的手势，右手在眼睛上比画一个圆圈（指江青），左手在眼睛上比画一个圆圈（指张春桥）并说：“是这四个人吗？”等我明白过来，激动得开始打哆嗦……

黄冑发现蒸熟的螃蟹和盛开的菊花颜色对比特别明快，于是就画了《菊花螃蟹图》，以示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曹大澄说：“谷牧同志找我谈了，我要到上海去找王一平。很可能是进得去，回不来。”黄胄将案子上的一张画卷起来交给曹大澄，说：“你给他带去。保你平安。”（连载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