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昭雪的诉状 是残忍的诗歌

原标题：不是昭雪的诉状 是残忍的诗歌

关键词：电影《沉默之像》

◎圆首的秘书

时隔两年，曾凭借《杀戮演绎》一鸣惊人的约书亚·奥本海默携新作《沉默之像》归来，又一次打破了历史的“沉默”，赢得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成为电影节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赢得如此重要奖项的纪录片。没有花哨的概念，没有再度采用“演绎”的方式重现血腥残忍的情景，《沉默之像》直截了当地让刽子手和受害人面对面交锋，震撼程度，自不待言。

影片在对印尼“九三零事件”中犯下累累罪行却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刽子手的采访中缓缓展开。如果说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他的上一部作品《杀戮演绎》中尚且表现了一点点乐观的话，《沉默之像》则很难说还对人性抱有什么期望。在主人公阿迪采访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愿意承认他们在大屠杀过程中犯下的累累罪行，其中甚至包括当时看管监狱的阿迪的叔叔。一所学校里，历史老师绘声绘色地给学生们描述印尼共产党人的凶残和印尼人民反抗共产党人的壮举，然而事实上，除了这种政治宣传造成了恶果之外，那些所谓“史实”根本不曾存在。

《沉默之像》最引人入胜，同时也最戏剧性的一面已经不再是《杀戮演绎》里杀人恶魔对自身罪行毫无悔过之意的炫耀——也有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常态的变态”——也不再是影片结尾处杀人魔王痛苦的悔过和《发条橙》式干呕，而是杀人者与当事人的对峙与沉默。令人震惊的是，尽管事实清楚、天理昭彰，当事人往往还被刽子手搞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一些当权者甚至依旧可以面目凶狠地指控阿迪和摄像机后的奥本海默有意进行“共产主义政变”，实在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怖。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嗜血者对罪责的否认都让指控变得无从着力，针锋相对之后得到的不是确定的“对”与“错”，反倒是更大的疑惑：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群体性否认”造成的“责任真空”到底应该由谁来填补？是平民、政治家、国家，还是那些所谓的“共产党员”自己？而另一方面，《沉默之像》在考验刽子手的同时也在考验观众的良知：当我们面对那些垂老的恶人，到底是应该饶了他们、既往不咎，还是把他们碎尸万段，“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换句话说，除掉恶人，会不会意味着新的邪恶就地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沉默之像》带给人们的思考甚至超过了《杀戮演绎》，因为它不再仅仅关乎历史、提供镜鉴，更让观者手持屠刀，自行决断。

当然，对于奥本海默在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受害者年已过百的母亲做出了颇具良知的回答——“上帝会惩罚他们”。但无尽的忍耐和过剩的良知是否又会助长邪恶？或许又是另一个无解的问题。

在北影节映后谈中，《沉默之像》的制片人谈到奥本海默想要拍摄的并非一纸昭冤的“诉状”，而是一首残忍的“诗歌”。的确，相比《浩劫》（克劳德·朗兹曼）、《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潘礼德）等大屠杀电影所表达的悲痛、谴责和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奥本海默的纪录片似乎更趋于展现受害人的遗忘和平静，比如片中受害人的老父亲已然失去了视力，甚至忘记自己儿子的姓名，仿佛50年的时间已经足以把一切罪行洗刷干净。正因如此，导演奥本海默选择了“验光师”和“插片镜架”这样统领全局且极富象征意味的“诗眼”，仿佛就是要借刽子手一双慧眼，“让你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同样让人拍案叫绝的还有片中所谓的“跳豆”（内藏飞蛾的灌木种子）。在影片结尾，百岁的老母亲手捧三四颗一跳一跳的豆子，盼望着死去的儿子能够“化蛹成蝶”。这个意象无疑如诗般唯美，但反观那张刻满皱纹的脸和那些无法挣脱壳子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