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不用直接的愤怒去思考问题

原标题：陈文茜：不用直接的愤怒去思考问题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她曾站在台湾政坛的风口浪尖数十载，几经起落，最后宣布退出政坛。她媒体主播的形象也被观众广为熟知，在节目中，她以自信敢言的风格、独特犀利的视角为自己迎来掌声。

她，就是刚刚过完57岁生日的陈文茜，被李敖评价为“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近日，她的随笔集《树，不在了》由华文天下及九州出版社出版。

在新书中，陈文茜以她独特的视角解读经济、教育、贫富差距等问题对人们造成的影响。她认为，当下不是最好的网络时代，而是竞争最激烈、最不公平的时代。她借书名发问：当政治经济环境这棵老树日渐凋零，遮蔽我们众人安然的新树，又在何方？

金融海啸之后，面对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多人尤其是没有机会的年轻人很容易对社会愤怒。陈文茜将这群受到最直接影响的青年世代称为“愤怒的一代”，这群年轻人有个共性——面对世界格局变化、全球化和金融海啸，不会或者不愿意从全球角度去看待自己所面对的悲剧。

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陈文茜说，这本书的版税收入将全部捐给儿童癌症基金会，“因为我想让所有人知道：不要告诉我你有多痛苦，因为有些孩子可能连长大的机会都没有”。

你的身体是年轻的，可世界经济生病了

羊城晚报：这本书的很多文章是写给台湾年轻人的，但我从这本书中也得到不少启发，大家面对的问题是共通的。

陈文茜：我们都是全球化经济分工的一部分，各自承接了全球经济史中一个阶段性的角色。面临同样的经济大环境，两地年轻人必然会遇到很多类似的发展问题。如果你完全不了解这个大环境是怎么回事，你真的会觉得人生陷在黑洞里头。

金融海啸之后，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影响。这个时间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是贫穷的，一年又一年等待机会，越等越没有耐心，到最后绝望了，或是愤怒了。你的身体是年轻的，可世界经济是生病的。你的生命是健康的，可全球的经济问题是衰老的。当你的生命诞生时，好像是一个繁华世界，而你走上社会，却是一个衰退的时代。失落或者愤怒是这一代年轻人最严重的问题，但如果你不沉淀下来去思考，那根本不会改变。

可是愤怒并不解决问题，我也并不责怪年轻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第一，这是时代的错误；第二，你得承担这个错误的后果；第三，解决这样错误的方法是你去学习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学。这代人不能只学习计算机，也要学习政治经济学，你才会理解自己的人生面临怎样的问题，你才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处理好。

羊城晚报：你在多个场合都强调学习一些政治经济学知识，为什么？

陈文茜：因为它有助于让你理解自己的处境。举个例子，你被父母揍了，很不开心，一直胶着在痛苦中不能自拔。但如果你了解你父亲揍你的原因，是来自对你的期望和爱，只不过爱的方法可能是错的，那你就不会将这个错误的方法延续到自己将来的小孩身上。这个道理和现代人需要学习政治经济学一样，我们应了解全世界到底共同面临什么问题，应该了解每个经济体遇到的经济困境是什么，世界经济格局是怎样。世界各国的政治是不一样的，但经济是相同的。了解这些之后再来思考当下的问题，你的心情会比较平静成熟，而且真的可以找到答案。

羊城晚报：你45岁才买房子，那你怎么看现在大陆年轻人基本上在30岁都已经成了“房奴”？这背后应该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陈文茜：中国人特别相信安居乐业这件事，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年轻人在二十七八岁就着急买房。傻瓜才现在买房子。全球每个地方都在骂高房价，因为解决金融海啸的唯一方法就是降息，逼你把钱投到别的地方去，这是解决经济衰退很重要的经验。

1990年我从美国回台湾，看到我妈妈买房，我觉得很贵，差不多要一百万美金。过了将近25年，这套房现在值五百万美金，但在“非典”那年，曾跌到只值八十万美金。年轻人有青春，不像老人非有个房不可，那你就乖乖地租，等房价跌下来那天才去买嘛。你看中国这几年经济的发展，房价当然会变贵，甚至还会更贵，但房价一定会经历波动的。之前我在台湾拒绝置产，我觉得不值，就一直不买，我是等到“非典”那年大幅度下跌才买房的，那年45岁。

回到18岁，我想我一定不要上大学

羊城晚报：书里有一个章节是《给18岁以下的你》，如果可以回到18岁，你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陈文茜：18岁时我正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对我和同龄人来说，18岁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即将告别青涩的人生，迈进大学校门。但我对考试的印象并不怎么深刻，那个暑假特别长，过得很充实。那时还没机会出国，但是我很渴望了解世界，就去租录像带，找来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的艺术电影疯狂地看。我很喜欢电影里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探讨，电影中对工业时代带来的利与弊的见解也能启发年轻人思考。后来我应该算是台湾地区最早开小型艺术影院的人。当时我在做副刊主编，开了个小电影院，只播放我喜欢的艺术电影，每场大概有20多位观众。

如果真的可以回到18岁，我想我一定不要上大学吧。我大学念法律系，其实只是因为当时法律专业分数最高，并不是我真的对法律感兴趣。上大学时我一直在学俄语，我很喜欢读俄罗斯和英国的历史。如果不上大学，我会选择游学。开阔的眼界才应该是青春的底色。

如果缺乏理解的知识框架，信息就是垃圾

羊城晚报：你认为互联网如何改变了年轻人？年轻人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的便捷而更具有国际视野？

陈文茜：是，因为互联网里提供很多情绪和垃圾信息，而国际视野依赖的不是国际信息。举个叙利亚的例子，我相信互联网上很少有观点告诉年轻人，叙利亚在内战之前，陷入了一百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所以阿萨德政权面临的问题是粮食严重不足，非常依赖粮食进口。而那时因为美国大印钞票的关系，国际粮食价格是2008年以前的两倍，叙利亚当然会因此而动乱。

在互联网上，如果不是经过大量的阅读，怎么能够把这些串联起来？一条微博限制了140字，在屏幕里阅读大约不能超过1000字，这种碎片资讯累积在大脑里，就像垃圾山一样，某种程度上没法堆叠成正确的视角。我一直不认为互联网与国际化有关系，也不认为与知识有关系，我不觉得爆炸性的信息算是资讯。如果缺乏理解这些信息的知识框架和背景，那信息就是垃圾。哪些信息是合理的，公允的，一定要先从阅读大部头的书开始。

羊城晚报：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崛起后，大家似乎更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无论是刷朋友圈还是刷微博，几乎都不怎么关心国际新闻。

陈文茜：在社交媒体上，你会被身边朋友们的观点围绕，以致你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了。讲个小例子，柴静拍《穹顶之下》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她有使命感，片子也有传播力，但是她提出的答案让我很吃惊。其中之一是片子里推演出中国应该进入油气时代，而完全不考虑世界正在讨论全球变暖的脚步，我认为这是应该有的基本常识。她认为中石油、中石化的腐败来自垄断，把答案很简化地跳到了市场化，希望让资本进入这个行业。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美国资本控制的石油公司如何垄断美国国会，它可以解决国营事业的腐败，但它解决不了这些人去收买政治人物的腐败。

因为欠缺相关专业知识、国际新闻视野和眼光，人会很容易掉到自己那一口井里。每个国家都是一口井，只是有大小区别而已。

羊城晚报：可以看出你对资本主义是有反省的。

陈文茜：世界上没有一个主义是完美的。1989年柏林墙倒塌，所有人在庆祝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时候，忘记了资本主义本身有它的破洞，它依靠人性的贪婪而不断进行追逐，当失去了平衡它的意识形态，贪婪就到了极致。因为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社会学的人，我不太喜欢用直接的愤怒去思考问题。

发现自己其实也老了，我是受到过惊吓的

羊城晚报：你欣赏怎样的女性？

陈文茜：我最喜欢的女人是汉娜·阿伦特，她的爱情和学术命运，勇气和人生境遇，都特别迷人。她有一种凄美的聪慧。

羊城晚报：年岁为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你怕老吗？

陈文茜：到这个年龄，我要慢慢适应“新常态”，就是要慢慢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当我发现自己其实也老了这个事实，是受到过惊吓的。本来我打算过三四年，将手头的所有工作都停掉，搬到普罗旺斯去写作，再学习西方文明里一种我不太熟悉的文化。我连钱都准备好，也请人帮忙看好了一个19世纪的房子。可是两年前我发现自己身体不行了，必须到美国去开刀，我需要非常好的医疗资源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也没搬到普罗旺斯去。过去我不太认为自己有什么梦是达不到的，但老了，有些事你就得妥协。

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青春就是最大的财富，可以学习很多事情，等它积累到一定阶段，这些东西都变成我的资产。我年轻时每个月换一个工作，不是为了跳槽，而是为了不断尝试不同的角色，学习不同工作。没有一样财富比青春更好，它像一张空白的纸，你填什么都可以。我现在都填满了，而且是皱皱的，现在必须跟健康妥协了。

羊城晚报：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陈文茜：未来可能会写一本书，关于1929年之后崛起的极端主义，跟这次金融海啸之后崛起的极端主义，作一些比较研究。二战后有很多极端主义表现在民族主义上，现在出现了新的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我可能会从当年哲学家、历史学家面对人性的视角，去思考这个问题。

书名都大致想好了，就叫“答案很长”。如今互联网时代都是很短的答案，几句听来很爽的话。现在做新书发布会和我过去的演讲很不一样，过去我算是一个不错的演说家，我知道怎样说话能让现场效果很好，可是这本书我想反对的就是这种方式。人们理解问题，需要寻找很长答案的态度。这个世界已经发展到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