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专访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司法改革的最终得益者是年轻人

原标题：人民网专访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司法改革的最终得益者是年轻人

人民网上海4月24日电 （吴心远）23日下午，上海召开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对全市全面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这就意味着，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走出8家试点“苗圃”，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

为了方便社会舆论正确理解上海检察改革的试点经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日前接受人民网专访，就检察官员额、遴选检察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与热点话题，作出回应。

改革最难的还是利益调整

司法改革的最终得益者是年轻人

人民网：成功经验是改革得以施行的路线图。根据几个月的试点经验，你觉得上海检察改革推广的过程可能会出现哪些难点，或者需要特别注意的哪些问题？

陈旭：就目前来说，最难的可能还在于利益调整。要知道，我们的这次改革不是在白纸上进行，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动手，难度是比较高的。

我们对检察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不同类别的人员序列会有不同的准入、不同的管理、不同的薪酬待遇。首先是员额控制的难度比较大，原来检察官序列占比65%，现在控制到33%，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员额的同志心情是迫切的，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第二，我们也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司法行政人员队伍，来保证检察系统的正常运行，但从我们的测算看，在业务部门的都不愿意去行政部门，而八成的行政人员都想回到业务部门去，这给我们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提出，人员分类既要尊重个人的选择，也要讲大局讲纪律，的确有一些同志是做出了牺牲。

另外，我们还要平衡经验丰富的老检察官和年轻高学历的检察官助理之间的比例。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让85%左右的一直坚持办案且能力出色的老检察官，能够留在办案岗位。当然，我们也会和年轻人讲清楚，从长远来看，司法改革的最终得益者是他们，在今后的时间里陆续增加年轻人的比重。

人民网：如何理解员额制、员额制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陈旭：这次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规定法官、检察官员额。

长期以来，检察官作为一般公务员管理，任职门槛低，检察官数量多，素质参差次不齐，职业化程度低。员额制是确保法官、检察官精英化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世界各国实行对法官、检察官管理的一项普遍做法。

中央意见批准上海检察官的员额控制在全体检察官的33%以内。上海检察院有四家单位去年以来先行先试，通过科学的分类和严格的检察官遴选，把员额控制到了30%以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培养高素质的检察官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批检察官定额30%

改革越深入骨头越难啃

人民网：先行先试的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已经9个多月，是否可以晒晒成绩单？

陈旭：上海市检察机关是全国首家检察改革试点单位，从去年7月启动改革试点工作以来，上海市检察院二分院和闵行区、徐汇区、宝山区检察院四个单位开展为期半年的先行先试，并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责任制、检察人员职业保障、实行全市检察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初步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

一是坚持制度创新，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改革制度体系。我们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改革的基础性工作，研究制定了5大类共33项制度规定，具体包括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点工作若干问题意见等总体性制度规定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规定。

二是进一步优化了检察官队伍结构。对检察人员进行分类定岗，确认遴选了第一批入员额检察官。四家试点院原有检察官585名，占队伍总数的57%，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占队伍总数的43%。改革后，首批入额检察官308名，占队伍总数的30%，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分别占队伍总数的43%、13%。

可喜的是，入额检察官百分之百配置在司法办案岗位，较改革前增加了20个百分点；全部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硕博士学位的占39%，较改革前上升了22个百分点；平均年龄为44.7岁；平均司法工作年限为19.1年。

三是积极探索以责任制为核心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我们通过设置主任检察官办案组、大幅下放检察权、加大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的制度建设，明确检察长、检委会、主任检察官和检察官职权，真正将办案的决定权落实到主任检察官，使检察官真正成为办案主体。

四是探索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做法。我们在改革试点中边探索、边推进、边梳理、边总结，共提炼总结出了确立检察官权力清单、科学设定检察官岗位、把检察官全部配置在业务办案部门、明晰检察官办案责任等30项具有面上推广意义和可操作性的经验做法，为全市面上改革推开提供了经验支持和实践基础。

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成绩，司法改革要深入下去，还有很多的难题和瓶颈要突破。

检察长职权锐减至17项

检察官独立办案数量提高14%

人民网：根据中央批准的司改方案，明确提出实行主任检察官负责制，上海检察机关是如何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陈旭：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案件实行审批制度，直接办理案件的检察官负不了责，造成职责不清，责任模糊，检察官缺少担当意识，独立性不强，也影响了检察官的培养和成长。

落实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司法责任制就是要作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我们一是明确检委会、检察长和检察官的职责，将检察长的职责从原来50多项减少到17项，在刑检即批捕、起诉部门实行检察官负责制，主任检察官审批制；在法律监督部门和反贪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实行主任检察官负责制。

同时我们建立了司法责任制的归责制度，这些司法责任制的落实激发了检察干警的司法责任心。刑事检察由检察官独立作出决定的案件由原来68%提高到82%，办案质量得到了保证，办案的效率明显提升。

人民网：根据检察机关特点，人民检察院在改革中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确保司法公正的方面具有哪些特殊作用？

陈：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除了依法履行批捕、起诉、职务犯罪侦察等重要司法职能以外，负有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判决、执行的全过程监督，以确保司法公正。

所以检察机关严格执法，不仅对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对监督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行为也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做一项工作，即将我们所有的检察监督内容建立一个数据库，从公安机关立案开始，我们发出的所有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所有的抗诉意见书包括口头意见都要记录在案，这样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被我们监督的这些单位发生了哪些问题，便于提出带有普遍性的法律执行问题，从而加强我们的监督工作。

司法责任制不拒绝内外监督

“一方退出”正式推出

人民网：实施检察官办案责任之后，怎样保证检察官公正廉洁、高效行使检察权，确保公正司法？

陈旭：落实司法责任制并不是不要监督，而是要建立一套检察权运作新体制下的责任监督制度。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我们逐步建立一套内部、外部的监督制度。

首先在办案上，我们一是推进检务公开，重大有影响的案件及时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是完善案件的终身追责，终身负责和错案追究制度，对宣告无罪，宣告国家赔偿，严重违反程序以及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等，建立有专家、人民代表等社会人士参与的评价小组，来决定是否应当担责。三是建立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实行全程监督权和实体办案权相分离，作到对办案的全程留痕。四是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充分保障人民监督员的职权。

我们还进一步明确检察官的从业禁止，对于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私下与案件当事人接触交往的行为，打听案情、泄露办案秘密、干预他人办案的行为，在办案职务范围影响内接受吃请以及各种利益输送，以及涉足与职业身份不符合的休闲娱乐场所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免去检察官职务。同时，实行严格的检察官的回避制度，对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以及检察官的配偶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等职业的，实行“一方退出”制度。

最近，根据《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的要求，我们正在研究严格落实“两个规定”的细化措施。

独立薪酬培育职业忠诚

检察改革五年过渡期目标出炉

人民网：为了创造检察官公正廉洁、高效行使检察权的环境，司法职业保障也是本次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那健全检察人员的司法职业保障对司法公正起到什么作用？

陈：检察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除了要求公正司法，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要求检察官作到“慎初、慎独、慎微”，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因此也要对检察官提供比较好的职业保障。世界各地对检察官的待遇相对较高，要求也更加严格。这次，中央也提出较大幅度提高法官、检察官的薪酬待遇。

为此，上海正在探索做实检察官的职务序列和薪酬体系。这样，作为一名检察官，只要他公正司法、履行职责、清正廉洁，就可以逐级晋升，这对于保障检察官的依法独立办案以及职业忠诚具有重要意义。一名检察官在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职业预期，把职业前景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就更能够忠诚履职，廉洁自律。

我国《检察官法》第9条规定“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这从法律方面给予了检察官身份保障，中央将出台有关细则，这对于保障检察官依法履职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网：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24日中央政治局21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那么，上海司法改革试点的成效怎么让群众评判？

陈旭：最近我们将开展“社会参与评议上海检察改革”活动，邀请人大、政协、政府相关机构人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记者及群众代表，实地考察上海检察官改革试点工作，旁听检察官遴选面试等，了解检察改革工作，并对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提出评价和建议，以利于我们的改革成效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期盼和要求。

司法改革有5年的过渡期，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上海检察改革在全面推进的同时，前三年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2015年我们会着重解决员额控制和分类管理问题；2016年会重点进一步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特别是内部监督和外部制约机制；2017年要重点完善一套有关遴选、晋升、考核的检察官管理制度；2018、2019年，我们会不断总结再继续深化，使得司法改革“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确保完成中央的司法改革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