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破坏者与背后的官员

原标题：文物破坏者与背后的官员

在文物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频频传出的背景下，因破坏文物而涉嫌触犯刑法的案件却显得极为罕见。在一些案例中，地方官员成为破坏文物的“帮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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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高欣

法治周末实习生顾玥

“三朝枢密、大宋世家，千年古村、郑州名村上街区峡窝镇马固村一片废墟，列入河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名录郑州卷的7处不可移动文物，现在仅剩两处，其中一处随时有可能被拆掉，在全国重视文物保护的今天，上街区还如此对待文物？”

河南郑州文物保护志愿者彭保红的这条微博，让马固村出了名，同时也将舆论焦点再次吸引到文物保护上来。

2014年10月中旬，国家文物局曾表示，当前文物违法案件总体处于高发期，仅2014年上半年，国家文物局即接报在文物保护单位周边违法建设等案件81起，破坏文物本体案件3起，绝大多数为法人违法案件。

在近十年来发生的近30起相关案件中，不乏事发后处罚力度被指过轻、违法成本过低的例子。其中，或折射出文物破坏案件屡禁不止进而无法根除之原因。

开发商的“违规拆除”与“明知故损”

在法治周末记者查询到的法人违法案件中，绝大多数都与房地产开发有关。

2012年，北京市文物局曾将两份停工通知书分别发至外交部和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

通知书称，上述两单位未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擅自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城区史家胡同51号四合院的保护范围内进行超范围施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

北京市文物局最终向两单位开出了20万元的罚单。对于这个罚款数额，参与现场查看的文保专家谢辰生指出，20万元处罚主要针对违反流程，而非文物破坏。

史家胡同51号是章士钊故居，而同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却在变为瓦砾后才被发现。

2011年1月27日，有媒体报道称，北总布胡同24号院梁林故居已被拆除，然而北京市文物局并不知晓。持续两年多的“拆迁”与“保护”的拉锯战，终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

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表示，虽然华润集团富恒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单位)是为了紧急抢险才将危房落架拟修复，但此次拆除未经报批，属“违规拆除”。最终，建设单位得到了一张50万元的罚单。

在另一座古都江苏南京，最近7年间，不断传出工地接连发现墓葬的消息。

2007年7月，南京市秦淮区卡子门附近一工地，近10座六朝古墓被毁。经媒体记者报警后，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有关人员带考古人员赶至工地。经现场查看，近10座古墓葬被毁坏，其中有两座古墓葬只剩下墓墙角。

2013年3月，南京市雨花台区金阳东街一处工地内接连发现多座六朝墓葬，施工单位在未经考古勘探发掘的情况下违规强行施工，导致5座六朝墓葬被破坏殆尽。考古专家根据现场发现的一块残存石门拱判定，其中一座被毁的墓葬为六朝中晚期的高等级贵族墓。

根据《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未经考古调查、勘探进行工程建设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如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不过，法治周末记者并未在公开报道中查询到，上述两起事件中的文物破坏者最终是否受到处罚、受到怎样的处罚。

但就在上月，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开出一张50万元的罚单，被罚单位是中诚建设公司。处罚理由是：“明知颜料坊49号为市级文保单位，野蛮施工导致文物遭到损毁，严重违反了文物保护法。”

鲜见刑事处罚

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近年来，在文物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屡屡传出的背景下，因破坏文物而涉嫌触犯刑法的案件却显得极为罕见。

2014年，国家文物局通报了两起地方政府尚在进行调查处理的涉嫌触犯刑法的案件。

一起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尔山车站遭故意损毁案”。2014年8月17日至19日，沈阳铁路局所属通辽铁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未经审批擅自拆除阿尔山车站主楼北侧平房，损毁文物本体102.3平方米。

国家文物局称，此案是一起严重的国有企业法人违法案件，不仅违反了文物保护法，而且涉嫌触犯刑法。并且，由于案发于我国首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性质尤显恶劣”。

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2014年2月，当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11处文物建筑构成的徐州韩桥煤矿旧址，被韩桥实业有限公司擅自拆除7处，致使文物本体严重破坏。

被明确通报为刑事犯罪并已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一起案件，发生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

2014年春节前后，河源长鸿集团公司龙川分公司项目部为使其开发的龙辰桦府项目与沿江路连成一片，以利于楼盘销售，向总公司提出拆除洋溪桥的请求，总公司安排龙川分公司叶某负责拆桥工作。洋溪桥系龙川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5月1日凌晨，叶某、谢某指挥范某等人驾驶挖掘机拆桥，致使洋溪桥桥面及两个桥拱被拆毁坍塌，条石散落于河道，文物本体严重损毁。

案件发生后，国家文物局明确提出案件涉嫌犯罪，督促不得以罚代刑。广东省文化厅牵头会同省住建厅、河源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调查处置；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叶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经刑事侦查后已正式批捕两人，目前已移送司法机关。

不少官员受处分

因文物被破坏，相关官员受到处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2010年，安徽省泗县释迦寺被违法拍卖并遭到开发商强行拆除，泗县县委书记，泗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等有关责任人分别受到党内、行政警告处分；2011年，故宫博物院对造成宋代哥窑瓷器损坏事故责任人作出处理，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该部门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2013年，辽宁清代壁画遭“破坏性修复”，辽宁省朝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监察大队相关负责人被处以行政处罚。

2012年，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人民政府在城隍庙周边建设隍城广场，开发商陕西中琪地产有限公司多次向洛南县政府申报西移重建城隍庙。洛南城隍庙始建于明代，共15间，面积756平方米，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两年后的2014年3月，洛南县县长、分管副县长等就城隍庙拆迁问题召集有关部门商议，原则同意开发商对城隍庙拆迁西移。当年4月，洛南县政府召开专题会，擅自越权同意城隍庙西移重建设计方案。

2014年3月12日至4月24日，在未依法履行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城隍庙被开发商违法拆除。拆除的部分砖雕、壁画等文物由县博物馆保存，其他建筑构件由开发商保管。

最终，商洛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纪委、市监察局牵头，市文物局等部门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定性为一起严重的法人违法案件，分别给予洛南县县长、分管副县长行政警告处分；责成洛南县政府分别给予县文广局局长、住建局分管副局长、博物馆馆长行政记过处分。

另一起被定性为县级政府法人违法且严重失职的案件，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该县县政府违反报恩寺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要求，在“建筑层数不得高于5层，檐口高度不得高于17米”的二类建控区域内，未经审批擅自决定建设高80米25层的“金沙国际广场”项目。

为绕开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平武县政府擅自发文越权调整报恩寺保护区划。

尽管四川省、绵阳市文物部门多次责令停工，但平武县政府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建，至2014年8月中旬，该项目两座塔楼分别建至25层、20层，部分封顶，大幅突破了报恩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控制要求，严重破坏了历史风貌。

最终，四川省政府组织制定整改方案并经国家文物局同意，两座塔楼分别降层至40.2米和36.2米，于12月20日前整改完毕。绵阳市纪委向平武县派驻调查组，调查对有关领导问责处理事项。绵阳市文物局依法对工程建设单位实施了行政处罚。

文保部门“权钱两弱”

在涉及破坏文物案件的报道中，经常能看到类似这样的表述：“当地文物部门多次叫停施工或发文要求，相关方面拒不服从。”文保部门的弱势从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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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高欣

法治周末实习生顾玥

2014年7月，在陕西西安，有着六百年历史的明城墙被称正在“装电梯”。由于相关申报资料不完备、施工手续不齐全，西安市文物局要求其立即停工，完善相应的报批手续，然而媒体继续跟进的结果是“施工还在继续”。

在涉及破坏文物案件的报道中，经常能看到类似这样的表述：“当地文物部门多次叫停施工或发文要求，相关方面拒不服从。”并不起眼的一句话，却将文物保护部门的弱势点出。

近年来，伴随着文物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频频传出，文保部门在“权”和“钱”上的双重弱势地位，似乎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不痛不痒”的处罚权

最近，河南郑州古村马固村被民间文保人士形容为“一片废墟”。据媒体报道，当地多处不可移动文物被破坏。

当被问及本区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时，马固村所在的郑州市上街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冯泽辉表示：“这个我们真不知道。”

对最基本信息都掌握不清，多少证明了文物部门在文保方面的力不从心。在众多文物受损事件中，人们频繁看到的，是文物部门的一脸无奈：“我们停工通知单也下了”“该做的都做了”……

有媒体报道，在文物大省山西，多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期缺乏维护，损毁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文保部门在同级政府面前显得太过弱势。

文物规划法要求，地方建设规划需要为文保工作让道，但事实上，很少有地方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文物保护和地方建设、发展之间，选择前者的次数寥寥可数。国家文物保护部门相对于各省政府，各省市的文保部门相对于下一级地方政府，也相当弱势。

“保护文物很不容易，这些年我也得罪了不少人。很多时候建筑方来找文物部门，要么希望不要处罚，要么做文物部门工作，同意他们拆文物盖楼，我们顶住压力坚持不让盖，可文物部门不负责审批，建设时也不需要文物部门盖章，最终还是无法阻止文物被破坏。”2014年1月，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在孔繁峙看来，文物部门手中仅有的处罚权力，“就是对破坏文物最高可罚款50万元，但这对于很多建设方来说不痛不痒”。

2013年，有“江苏最美古村落”之称的镇江葛村进驻拆迁工作组。

在这次所谓的“保护性拆除”之前，江苏省文物局就曾在2011年10月26日向镇江市政府发出《关于请加强镇江新区古民居保护工作的意见函》，建议镇江市在“万顷良田”的工程中，“应尽可能保持古民居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意见函也表明了省文物局的态度，指出“葛村是古民居较为集中的村落……应予整体保护，保持其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特别对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应当……实施原址保护”，反对拆迁和迁建的态度非常明确。

然而至今，葛村“拆”与“保”的拉锯战仍在进行中，暂时的“结局”是“新区不拆了”，而老房子仍然“正在破败”，无人修缮。

除了文保部门自身的弱势之外，更有相关部门的严重缺位。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文物保护是文保部门的“自家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第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认真履行所承担的保护文物的职责，维护文物管理秩序。

普遍“喊穷”

2014年4月，入选广东省广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2年、建于清代的许应鑅(音“恒”)家族墓惨遭破坏。更令许家后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向市文广新局反映之后，古墓竟于6月再被破坏。

对此，广州市文广新局坦言，有“人员和资金不足”之因；同时透露，当年市里划拨了6000万元文保资金，仍未能足够补足缺口，其巡查制度实施起来，仍是“心有余但力不足”。

据广州市萝岗区文物部门透露，该区不可移动文物有212处，文物保护监督员工作每年需要100万元资金投入，但市里划拨的补助里，只有30万元是用于监督员的，能聘请8至10个专门的文物保护监督员。

“虽然市里原则上要求每处文物每日一巡，但资金只有那么多，只能看着来请人。”番禺区文保部门相关人员表示，“补助额度不高，监督员不是很好招。”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文物博物馆负责人曾向媒体透露，修缮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光靠县级的文物部门，经费上比较困难。

山西省共有45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357处，河北273处，陕西243处，很多县市就有好几处，筹集这些文保单位的维护修缮成本，对于所在地(县市级)的“吃饭财政”，当然意味着很大的开支负担。

特别是一些保护修缮难度大、维护成本高、又没有旅游开发可能的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所在地地方政府在财力匮乏情况下，根本没有热情去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责任。

因此有评论建议，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宜由中央财政出资保护。

最新的实践已从山西省开始。

从今年开始到“十三五”末(2020年)，国家和山西将合力筹资15亿元，抢修235处国保、省保木结构古建筑。

近年来，山西文物古迹损毁、被盗等现象，备受外界关注。作为全国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目前山西登记在册的多达2.8万余处。修复保护任务异常繁重。

此次高达15亿元的巨额投入，被称给山西文保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山西省文物局局长王建武说，山西古建面临数量巨大、经费捉襟见肘等难题。近些年来，国家连续两次大项目投资对山西古建筑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本版资料来源：新华社、《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