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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苏东剧变之后，越南领导人越来越强调稳定的重要性，政治改革的步伐变成以稳为主。
1989年6月，越南成立“修宪委员会”，经过3年的酝酿于1992年将新宪法草案提交国会讨论。新宪草案在越南国会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会议不仅举行了三个回合的投票确定某些条文内容，甚至就个别条文的用词举行了专门投票，会议还因此延迟了4天才结束。
这次越南宪法的修改，确定了越南此后的国家政治架构，被认为是奠定了越南新的宪政基础。新宪法对越南实行革新政策以来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情况予以了确认，并在法律意义上认可了公民自由和权利等概念，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党国之间的界限。
就在新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越南第一次出现了“独立参选人”，此前越南国会代表必须经过越共或者“祖国阵线”（相当于政协）的提名。据西方媒体的报道称，这次国会代表选举中，有32名独立参选人，经过资格审查有2个获得参选资格，最终都没能成为国会代表。
在越南，每届国会代表选举出来之后，越共机关报都会公布代表名单，并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注明家庭住址，甚至越共总书记等最高领导的家庭住址也会公布出来。
“我曾经当面问过农德孟，把他的家庭住址公布出去之后，有没有老百姓去找他。”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中国驻越高级官员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说曾经有一次一些老百姓敲他家的门，对他说他们对地方官员已经失去信任了，就只是对农德孟还有一些希望。一些去农德孟家里找他反映问题的老百姓太穷，农就会自己掏腰包给他们买回去的车票。”
越南的国会一年开两次，每次一个月，而且在开会的时候，国会代表会当面对部长工作提出质问，这一过程会通过电视全国现场直播。
“有的部长对我说，他们的压力非常大。”这位官员说，“一些国会代表的提问可能毫无道理，但是他也不能发火，甚至还要保持微笑，因为电视台正在直播。”
“政治改革看你怎么理解，”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对《凤凰周刊》说，“你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而进行的行政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推行民主宪政而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
这位研究者曾经将东南亚诸多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归纳为两类：一种是强权国家—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弱势国家，以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另一种是强权国家—经济发展—威权稳定—强势国家。“我觉得越南的政治精英们很可能选择的就是后者。”
越南观察家认为，在不断强调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把“稳定”列为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之后，越共十大差额选举总书记的一幕表明了越共进一步政改的决心。
宽松的党内气氛
在进行国家政治改革的同时，越共党内民主也一直被推动前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越南政治改革的基础和保证。
1986年之前，越南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在越共六大上，新当选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讲话中公开表示，越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并就此进行公开的道歉。
越共特别是越共的高级领导层一直保持阮文灵的这一传统，即党中央公开承认错误，并在党的大会上进行检讨。直到最近，越共爆出交通部部长经济丑闻，越共多位高级官员公开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批判，甚至94岁高龄的越共元老武元甲大将也在媒体上撰文，言辞激烈。尽管这些声音引起了外国传媒的众多猜测，但是若结合越共历史，这种党内不同声音的公开表达，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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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霍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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