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领导人后来在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时说，当时越共内部甚至非常担心能否度过这一关。一些越南的领导人当着中国领导人的面，情绪激动地怒斥苏共领导人是叛徒。

“苏东剧变对越南的理论界冲击非常巨大，”阮辉贵对凤凰周刊说，“当时越南党内非常激烈地讨论苏东剧变的原因，而这些讨论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1990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春柏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越南的革新是“半吊子”、“只革新经济，不革新政治”，他甚至呼吁越南应该考虑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像苏东那样进行“真正的”、“科学的”、“现代化”的革新。

尽管陈随后于同年2月被逐出政治局，但是“陈春柏事件”还是透露出了当时越共党内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

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越共第一次提出了“胡志明思想”是与马列主义一样的指导思想。被认为是越南改革开放之父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讲话中说，越南决不接受多元化、多党制，决不接受越南社会主义道路以外的任何其它道路。“全党、全民将永远沿着胡志明主席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这次会议被看作是越共对苏东剧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标志着越南彻底放弃苏联戈尔巴乔夫式改革，采取经济突进、政治缓进的稳妥改革步骤的开始。

中国的“学生”

5年之后的1996年越共八大上，军方及安全部门的代表在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达到20名，占11.7%，在新一届政治局成员中有6名，这是自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政策以来，政治局委员中来自军方及安全部门代表人数最多的一届。这一现象也一度被解读为越共自苏东剧变后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这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视一直延续到今天。对民间组织、媒体网络的管理都是越南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位在越南学习的中国学者对记者不无感慨地说，即便是在革新政策进行了20年的今天，在越南的学术文章中意识形态的词汇仍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但是我们的媒体上并没有开展‘姓社姓资’的大讨论，”阮辉贵用流利的汉语对记者说，“越南毕竟情况比较特殊，革新政策没有因此被暂停或者延缓。”

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上以强硬的姿态表明了越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是他也同时强调越南仍然会坚持经济改革，甚至是适度的政治改革。这也基本上奠定了越南此后的政治共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进行改革，而不是质疑改革本身。今年越共十大召开前夕越南国内出现的改革大争论也是如此。

苏东剧变也使中越这两个彼此之间曾经爆发战争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修复了关系，越共领导人曾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之所以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发生连锁反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方的中国经受了考验，成了越南的挡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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