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及其音乐超越国度和地域，遍及了全球有华人的地方。但是客观的来审视她和她的作品，笔者认为只有在中国大陆地区，邓丽君及其音乐的标志性影响和印记才是最深刻的，才是真正超越了仅仅作为一位优秀歌手对社会文化和流行音乐发展史带来的影响和贡献，由此构成了由“邓丽君音乐的传播”而带来的“邓丽君音乐现象”的重点环节，同时也是本题和本文所要探讨的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所以，对邓丽君音乐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传播史的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1、传播的背景

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就被一道政治军事屏障所分隔开来，由此便逐渐形成了同根文化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繁衍状态，“相互敌视”与“互相封闭”成为上个世纪40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岸交流史上的关键词。但当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高点审视那个年代时，我们便会一目了然的发现：就是这种分隔与封闭造成的两岸社会经济及文化的泾渭分明，才给了邓丽君及其音乐“登陆”并在大陆繁衍的机会。历史所造成的封闭让人们在刚触及邓丽君音乐时便显得敏感。

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了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人民逐渐认识到这个文化运动的实质并不是人自身的解放，而是人性的极大毁灭。此时，人们极度向往平静的生活，期待人间的温情；常年听“进行曲”式的革命歌曲、语录歌曲、“大我”格调音乐的民众期待能够贴近人心灵的作品，于是邓丽君和她的音乐富有人情味及“小我”的格调正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极易接受，立刻在思想观念上给大陆音乐工作者和广大听众以震撼的冲击。“进行曲”式的革命歌曲、语录歌曲与“邓丽君”式的流行歌曲在功能上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属于群众性的歌曲，主要以政治为中心、为政治服务，而其次才是娱乐功能，由不得听众的兴趣，它是一种政治任务式的灌输；而后者却是以个人为中心、为私人服务，娱乐为主，首先要满足听众的娱性需求。于是邓丽君的音乐满足了人们以前不能完全满足的重要需求。理所当然，这也成为它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不得不提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众音乐生活传播方式的进步，即盒式录音机的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传播方式的局限，人们第一时间广泛接受音乐作品只有通过广播电台节目或电影作品。这种限制性极强的的传播渠道使得大家只能被动的去接受音乐作品，而不能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去欣赏音乐作品。而当“砖头”盒式录音机出现之后，人们可以摆脱这种单一的的传播模式，可以依据自己的个人情况主动地去选择接受音乐作品。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音乐生活的格局。而此时，中国大陆的录音带行业根本是一片空白，音乐从业者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现代流行风格，更不用说进行成熟的创作和生产了，于是在可以选择的情形下，港台音乐自然可以迅速涌入。

最后，抛开任何社会背景和政治因素，就邓丽君的歌曲分析，也可以找出一个重要的传播原因。本文在前一章节分析邓丽君音乐作品和演艺风格时，曾强调其民族化和中国化。在她的众多作品里，有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流行歌曲（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还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民间小调和戏曲及其根据这种音乐风格创作的流行歌曲。特别重要的是邓丽君擅长借用现代的演绎手法进行传统经典的再创造，唤起了人们心里的民族归属感和浓厚的根源性，满足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从邓丽君的演唱方法和演艺个性来看，她用运用了独特的“邓氏”演唱技术，即“有别于旧上海老歌手的风尘与生涩，又不同于当时台湾其他歌手的洋气与生硬”，她融会贯通地吸取前辈、借鉴同辈经验，恰倒好处地发挥个性特点，把这些“民族化、中国化”的作品演绎得深入人心。这种“深入人心”还来自邓丽君中国传统的外表造型，传统旗袍及奉仙装装扮和她婉约温柔的笑脸让那时的人刻骨铭心，倍感亲切，抚慰每个人的心灵。

鉴于一系列的政治、社会、个人原因，邓丽君及其音乐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认知度最高的港台流行是必然的、有据可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