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摹邓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

此时邓丽君在中国大陆已经十分走红，特别是1983-1984年她在香港、台湾等地举行15周年大型演唱会之后，追捧其的大陆歌迷不断增加。1984年初台湾演唱会台湾向大陆做了短波转播，当时《纽约时报》、BBC广播电台的记者对她做了大幅度的专访和报道，《纽约时报》以近1/4版面介绍邓丽君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合众国际社则报道，邓丽君在西藏也受欢迎，一些藏民以3美金的代价购买邓丽君的翻转磁带。而此时的大陆音乐界也已经由“学习邓丽君”和“扒带邓丽君”逐步走向摹仿邓丽君的时代。此时中国歌曲除了比较本色的民间唱法外，还有一种介于美声和民间唱法之间的“民族唱法”，而邓丽君教会了人们还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所谓“气声唱法”，后来被归纳为的“通俗唱法”。金兆均认为，“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赵莉，程琳等。不论她们在演唱上是否像邓丽君，在作品相对匮乏的阶段，只能去翻唱临摹邓丽君的歌曲。歌手赵莉以靠“临摹”邓丽君为主要职业。当时备受争议的李谷一也曾一度被指责在模仿邓丽君的“气声唱法”。此时，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小邓丽君”。

（4）初步解禁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此时，随着政治环境及两岸交往的相对宽松，邓丽君及其音乐逐渐被中国大陆舆论接受并认可，甚至有关方面有意促成邓丽君“登陆”演出。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当时《中国青年报》文化艺术专栏记者关键撰写的新闻采访报道，是中国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根据笔者对邓丽君弟弟邓长禧的电话采访了解到，80年代中后期，邓丽君常住香港，经常与大陆在港人员有密切联系和交往。1987年，当时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乔淮东的太太彭燕与邓丽君交往甚密。当时的音乐人王彦军（黑子）曾两次前往香港与邓丽君协商来大陆开个唱的事宜。1988年，中国大陆有关机构发出邀请邓丽君赴大陆进行音乐活动的信函[12]，但是由于邓丽君本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环境，再加上台湾当局从中作梗，邓丽君未能如愿。但此后，有关邓丽君的书籍、唱片、磁带，纷纷在中国大陆随处可见，中国唱片总公司在此时还整套引进出版了邓丽君歌曲磁带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