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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过了一会儿，马立克打破沉默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才能达到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可是，苏哈托的训令和我的信念相抵触，我很为难啊！你的看法应该如何办好呢？”在沉默中，司徒眉生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中国能否顺利加入联合国担忧，更为老朋友的政治命运担忧。司徒眉生终于开口，道：“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
“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马立克回答。
“既然如此，你就想办法在此空间里实现你的理念。”司徒眉生继续说下去：“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
司徒眉生沉吟片刻后，又道：“你作为印尼外交部长最多不过干一二十年，可印尼作为联大主席国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个人能担任联大主席，更是千载难逢啊！这是历史的重托啊！你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争取流芳百世啊！”
马立克听罢司徒眉生一番至诚的话语，深切感受到老朋友设身处地替自己着想的浓浓情谊。马立克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向司徒眉生表示心迹：“我应该争取，我会努力争取的。”
这次晤面，两位老朋友私下里谈了很久，也谈得很深。不料，司徒眉生从香港刚一回到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心急火燎跑来对他说：“北京方面请你立即收拾行装，即日到广州转飞北京。因为有中央领导要见你！”当时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马立克准备派私人顾问专程前来北京征求周总理的意见，就双方的配合工作具体磋商。得此消息后，周总理让我安排专机，把他从广州接到北京。”
这个“顾问”就是司徒眉生。1971年9月11曰，司徒眉生抵达北京。先休息了两天，司徒眉生乘机将马立克要其转达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递交了上去，没见回音。又过了几天，仍毫无动静。一天傍晚，司徒眉生在饭店附近的马路上散步，突然发现周围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行人亦比平日少了许多，气氛异常紧张。司徒眉生好生纳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接连又等了好多天，仍然没有人约见。直到9月25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终于来了，一见面就说：“我是代表周总理与您谈话的。”司徒眉生这才明白，欲见周恩来总理的期盼无望了。罗长青接着说：“马立克先生叙述的材料，我们都看到了。很感谢马立克先生的好意。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在中国外交部8月20曰声明中完全表达了。当然，希望马立克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也不勉为其难。”
时隔一段时间之后，司徒眉生才得知，原来，他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中国发生了林彪叛逃国外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重大事件，将其北京之行的安排全部打乱了。
1971年10月25曰，一个举世瞩目的曰子。当第26届联大执行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果断地裁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意味着台湾已丧失联合国席位，无需对台湾席位问题再进行表决。”随着木槌铿锵有力地落在主席台前的案桌上时，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美国的“投票机器”失灵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经过22年的斗争终于得到了恢复！
马立克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表决结果一出来，第二天一早，马立克就嘱卡米尔给司徒眉生打来越洋电话，急切而又兴奋地问：“你听到消息了没有？”“听到了！”
卡米尔立即用英雄凯旋式的语气说：“回程时马立克外长和我可能要取道香港，稍事休息再回国。你可要好好陪我们逛逛街啊。”
后来，马力克因有急事直接从纽约回国了，卡米尔果然来了。
30多年后的今天，当司徒眉生向记者追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不胜感慨地说：“马立克的一槌定音功不可没。我只是因缘做了一点应做的事。其实，这一切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某个人所为，而是历史潮流谁也抗拒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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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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