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即由卡米尔大使陪同专程飞来香港，与司徒眉生见了面。两位挚友的处境和往日比，整个翻了个个儿：苏哈托靠武力罢黜苏加诺而上台后，立刻“请逸民、举隐士”，遭苏加诺冷遇的马立克，因祸得福而被重新重用，担任外交部长；司徒眉生则因受牵连而蜗居澳门，以行商为生，躲避迫害。

这是他俩自1965年司徒眉生逃离印尼后的第一次见面，久别重逢，两颗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的心交融在一起，彼此内心都充满了尊崇、欣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尤其是司徒眉生，对马立克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的态度，更是充满了感激。一阵寒暄之后，马立克即宣明来意：“我已当选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本届大会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恢复中国席位问题。”马立克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苏哈托总统肯定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不至于公开反对。所以，我很想了解中国的立场。目前，印中已中断外交关系多年，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你是我的老朋友，又与中国上层熟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去北京替我捎个口信，表明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深切关注，征询一下中国政府对加入联合国的看法，他们对本届联合国大会很有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新情势如何应对。”听了马立克的请求，司徒眉生怔住了，一时不知如何表态。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是一项极重大的任务，自己能不能担当？有没有能力担当？约莫过了几分钟，司徒眉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答复说：“行吧，我试试看。”

回到澳门，司徒眉生立即把这件事讲述给当时担负中国与澳门联络工作的“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并请他们协助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并表示愿为此事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转达。

但是，两天过去了，不见北京方面有任何反应。司徒眉生深知中国当时的形势，“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胶着状态，狂热的人们像着了魔似地热衷于造反和武斗，连周恩来总理本人都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对于本届联合国大会极有可能恢复中国席位的前景和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最高决策层肯定无暇顾及。再加上中国领导人当时普遍认为，在苏哈托当政期间，马立克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作为。因此，没有任何准备和打算，一付顺其自然的态势。毛泽东主席甚至说，今年进不了联合国，就不参加呗。

司徒眉生感到再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请马立克先回雅加达。临别之际，马立克再次叮嘱老朋友：“我9月初去联合国上任还要路过香港来见你，请你一定再帮助摸摸中国方面的态度。”转眼到了九月初，马立克与司徒眉生如约在香港再次碰面。之前，司徒眉生曾通过澳门南光公司再次与北京联系，仍然没有得到回音，只好空手来见马立克。

面对上述情况，马立克没说一句话，犹豫片刻，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递给司徒眉生，面有难色地说：“关于本届联大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苏哈托总统已经给我下了训令。你拿去看看。”司徒眉生接过文件一看，“训令”上白纸黑字写明：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交的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即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看完苏哈托的“训令”，司徒眉生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这岂不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