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从1950年10月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起，到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止，年年都有国家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把被台湾占据的联合国席位给予中国，最早是印度、苏联等国。但在美国的极力阻挠下，最初几年联合国大会以“不列入议程”（即暂予搁置）处理。

1960年以后，国际情势已经改变，在这10年当中，随着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数从60个增加到99国。在1961年的第16届联大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国家由11票激增到42票；弃权数从4票跳到22票。台湾眼看大势不妙，“暂予搁置”的老办法显而易见行不通了，不得不改变腔调和手法。在美国的全力护盘下，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案”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也就是“任何有关代表权争执的议案应视为重要问题，要以到会投票的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之”，续图顽抗。到了1971年，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自1968年开始解冻的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到了26届联大前夕，联合国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形势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就在这个关口，恰巧轮到印度尼西亚担任联大会议的主席国，而司徒眉生的密友——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又将走马上任联大主席。他立刻命令印尼驻香港总领事苏达尔多．西吉准将设法与在澳门的司徒眉生取得联系，“我要亲自去香港面见司徒眉生。”

马立克何许人也？马立克原是印尼开国苏加诺领导民族独立斗争时期的亲密战友，早在印尼独立前就跟随苏加诺出生入死。独立后，曾担任印尼驻苏联大使和商业部长，由于在个别问题上与苏加诺的观点差异，遭奸佞小人的挑唆，被视为“托派”人物，渐渐受到苏加诺的冷遇，降为不管部长。身处逆境，昔日之好友纷纷躲避，弃他而去。虽说势利自古就是官场的传统，但临到马立克头上，还是让他无法承受。他沉闷、愤激！就在他倍感世态炎凉、孤独无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还守候在他的左右，让他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司徒眉生！

马立克与司徒眉生结识，早在1947年夏季。当时，年仅19岁的司徒眉生，以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见习记者的身份，第一次被派遣采访重要国务活动——共和国“临时国民大会”，“临时国民大会”选在离日惹400多公里的玛琅召开，就在从日惹赶往玛琅的这趟火车上，司徒眉生与同乘一趟列车的苏加诺结下不解之缘，也与时任印尼《安达拉》通讯社社长的马立克建立了友谊。自那以后，司徒眉生与马立克交往频繁，因为谈得来，常和另一位好友卡米尔（曾任印尼外交部司长、驻联合国大使，以后和苏哈托结为儿女亲家）三人相约去雅加达郊区吃烤羊肉串，“每月至少聚餐一次”，渐渐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被周围人昵称“三人行”。

人走背的时候感情最敏感。那一段时期，马立克每次去面见总统，只有司徒眉生愿陪同他前往总统府。所谓患难见真情，马立克从这点点滴滴之中感受到司徒眉生的坦诚和侠气，内心深处牢牢铭记司徒眉生的为人品行。也正是由于这种真诚深厚的情感渊源，马立克在走马上任联大主席之前，很自然就想到他的这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朋友——司徒眉生。

1971年4月中旬的一天，已在澳门平静生活了近6年的司徒眉生，突然接到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打来的电话：“我是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机要领事沙迪亚尔,马立克先生要我们与你联系，他不久要来香港，希望能见到您。”

司徒眉生一听是老朋友马立克要见他，马上回答：“我愿意去香港见他。”

似乎对司徒眉生如此爽快的答应不放心，第二天印尼驻香港总领馆机要领事又专门赶来澳门当面征询司徒眉生，得到确切答复后，方正式函告国内：“司徒眉生很愿意见到马立克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