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母画像

鲁迅祖父周介孚，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封建士大夫。他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以字介孚行世。 1838年1月22日，他诞生于浙江绍兴，二十九岁(1867年)考中举人，三十三岁(1871年)考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奉旨任江西金溪知县。戴了三年多县老爷的乌纱后，因与上级不和，1878年被弹劾免职。1879年经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以后一直在京候补，直到1888年才得了个内阁中书的实职。1893年因母丧丁忧回乡，发生了科场行贿案，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从此就坐了八个年头的牢。1901年被释放回家，又活了三年多，于1904年7月逝世，享年六十有七。

鲁迅1881年诞生时，他正在京候补。近年笔者研读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学说，发现鲁迅身上有若干乃祖的基因(gene)，因而周介孚也就成了研究鲁迅家世和性格史的不可忽视的人物。这里撷取一些周介孚的生活片断和性格表现，以使读者略见一斑。

1．周介孚的骂人

凡是写到周介孚的人，几乎都说他“好骂人”，包括他的两位颇有文才的孙子周作人和周建人在内。有的研究者，例如著名学者唐弢，见李慈铭(莼客)《越缦堂日记》中记有与周介孚的往来，就说是：“周介孚没有李莼客的才望，骂人的本领却不弱于他。也许就因为这一点——骂得投机，他们才比较接近的吧。”其实，同乡人在客地经常互访是很平常的事，哪里会坐在客厅里以一起大骂山门为乐事！更有甚者，因周介孚藏有一副章实斋(学诚)的《文史通义》的木雕印版，就把章实斋也拉了进来，说是：章实斋、李慈铭、周介孚这三个绍兴人之所以会串在一起，因为都好骂人；他们骂人都有刻骨镂心的本领。其实，章实斋逝世于1801年，周介孚还远远没有出生呢！他们哪里会有互相欣赏骂詈的机遇！

从现有的记载看来，周介孚骂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骂朝廷官场，一是骂族中子孙。不少人写到，周介孚常常骂到呆皇帝昏太后，以至使听的人害怕起来，赶快逃走。但他到底怎样的骂呆皇帝昏太后，却都没有具体的记录。

他在江西金溪任上，顶头上司江西抚台李文敏并非科举出身，为他所藐视，常有顶撞。有一次两人争执起来，抚台就抬出皇帝来压他，说：“这是皇上家的事！”他反诘说：“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作皇上？”这很可能是争执中气急说漏了嘴，但他因此得到了“大不敬”的罪名。这和后来的被弹劾免职很有关系。

周介孚指责官场的记载略多一些。他熟悉官场内情，有时只是说出了一些官场真相，但在听的人，以为是在“骂人”。最突出的是，他曾“骂”了两位救他的恩人。一位是刑部尚书薛允升。八国联军入京时，监狱中犯人纷纷逃离监狱，事平后，犯人又自动回来归案。刑部因此奏请赦免所有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薛允升乘机夹奏，援引此例，以为也可释放周介孚，也得到慈禧同意。周介孚获释回家，却对家人说：“薛允升是糊涂人，糊涂人好做官。”其实，周介孚关在杭州，和北京的赦免犯人风马牛不相及，这薛允升何尝不知。但他和周介孚是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又同情周介孚在科举考试舞弊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获罪，因而来了一次“难得糊涂”，就在稀里糊涂中把周介孚释放了。官场中也常常靠这种“能糊涂时糊涂”，以广结良缘，所以说“糊涂人好做官”。

周介孚另一位救命恩人是赵舒翘。周介孚案发时，赵舒翘是浙江臬司。皇帝御批“秋后处决”，但秋后并未处决，把这事拖了下来，保住了周介孚一命的，就是他赵舒翘。以后，他升迁了，而且升得很快，做了刑部尚书。周介孚说他自有做官的诀窍。这诀窍就是善于揣摩和奉承慈禧的旨意。义和团事起，在要不要利用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上，他当然也站在慈禧的一边。八国联军进京后，慈禧抛出了几个“罪魁祸首”，赵舒翘也在内，得到了“赐令自尽”的下场。而真正的罪魁祸首载漪、载澜，因是慈禧的亲信，却没有死。周介孚对家人们说：“赵舒翘尽忠太后，由此而升官，也由此而得死。”这说得多么深刻，岂是“骂人”两字所能概括！

周介孚也常骂族人家人。他是一个规范的封建士大夫。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抽鸦片。他用功读书，热衷科举。他最看不惯子侄辈中的“嬉客大少爷”，吸烟喝酒，游手好闲，而对抽鸦片者尤其深恶痛绝。有一个族中侄儿，名叫四七，青少年时期就写得一手好字。周介孚被钦点翰林时，大门口挂的翰林匾上的字，就是四七写的。周介孚做知县时，也带他去江西工作。可是以后他就做了“嬉客大少爷”，烟酒不说，还抽上了鸦片。坐吃山空，家徒四壁，人也变得又脏又瘦。周介孚奔母丧回家时，看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四七，不免一怔：“四七，是你么？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接着周介孚由怜惜而变成恼怒：“四七！你这败家子！你这不孝子孙！”周介孚不但骂他，还追着要打他。其实，族中像四七这样的人何止一个？只是周介孚曾对四七寄予厚望，因而特别怜惜也特别恼怒罢了。

周介孚也骂家人。他丁忧回家不久，即逢“五七”。这天一清早他就起床了，但全家毕静，都还在梦乡之中。他大为恼火，气愤得咬着指甲格格作响，满口“王八蛋”、“速死豸”的大骂，还拍打孙子们的床柱，弄得全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慌慌张张起床。周作人晚年还回忆说：祖父这样大发脾气，在他当年幼小的心灵里大大减低了对他的尊敬。丧事中，“五七”是重要的节目。“头七”是热闹的，“二七”、“三七”、“四七”一般是平平的过去，“五七”又掀起丧事的高潮。“五七”这天不但有和尚道士拜忏念经，而且亲友也要来祭奠，是忙碌的一天，理应早有准备。而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因抽鸦片而不能早起，更使周介孚的恼怒火上加油。在周介孚来说，他这天的大发脾气，大骂山门，并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周介孚的骂人，不少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或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必大怒大骂的。他的唠唠叨叨的骂人，确也常常使族人家人引为苦事。周作人曾这样回忆说：“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鲁迅于戊戌离家，我也于辛丑秋天往南京，留在家里的几个人在这四年间真是够受的了。”

周介孚也有不骂的人，那就是他从北京带到绍兴的年轻的潘姨太太和已故的章姨太太所生的小儿子伯升。鲁迅在学堂考试第二，会被周介孚指为不用功，所以考不到第一；伯升考了倒数第二，他却说伯升本来生得笨，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最后一名)。可见周介孚的骂人也有偏心，并非都是公正的。

周介孚对儿子周伯宜的抽鸦片，始终不予原谅。他在狱中得到儿子病逝的消息，悲痛之余，写了一副挽联：

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

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

这挽联中的“尔母”，是指前妻孙氏，也即周伯宜的生身母亲；而“不能教养”、“深负遗言”云云，即指周伯宜抽上了鸦片。据说这副挽联送到绍兴老家，鲁迅周作人都深为不满：人已死了，还不饶恕吗！

周介孚从牢里释放回家，家道中落，威望下降。虽然他仍要骂族中不肖子孙，但人们已不怎么当回事，已不怎么敬重他了。他大儿子已死，大孙子在日本留学，二孙子在南京读书，小儿子伯升也在南京海校，妻子蒋氏因感情不好是常年不说话的，姨太太潘氏比他小三十一岁而且识字很少实同文盲，两人可以交谈的话不多，他常感寂寞。他常常只好找十三四岁的三孙子周建人放学回家时谈谈天。他享受不到多少老年人所渴求的天伦之乐啊！这样的过了三年多，六月间的一天，他开始像患感冒似的有点不适。请名医何廉臣(就是鲁迅笔下“陈莲河”的原型)出诊，经过望、闻、问、切，这位老中医犹豫了一下说：“老先生，我照直说了吧，想来你也是一个旷达的人，不必见怪。你这毛病，医药书中没有方子留下来，随便开方也不好，我不开了。你可以准备后事了。”家人们都很感意外，因为看上去他没有像要翘辫子的迹象，劝他再另外找个医生看看，他拒绝了。他一面叮嘱家人丧事从简，一面给自己写了副挽联：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

他的父母、他的前妻孙氏，他的妾章氏、他的大儿子，都是他的至亲骨肉，已早他而去，而活着的人们，对他冷漠，没有感情，族人四邻，更是世态炎凉。这副挽联，是缺少天伦之乐的感叹，这更激起他对远去的亲人们的思念！

1919年12月，鲁迅去绍兴搬家，周建人出示这副挽联。鲁迅看了一下就说：“这是在骂人！”急忙之中，鲁迅或许也并不理解乃祖其时其地的心情吧！

鲁迅祖父“好骂人”的说法，后来在新文学运动干将们的圈子里传开来了。胡适在1922年8月11日的日记中曾记了这么一段话：

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谈及一个忘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他接着谈下去：“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这种滑稽，确有点像豫才。

胡适没有写明：周作人(启明)在向他谈祖父骂人“滑稽似豫才”时，鲁迅(豫才)是否在场。但从这段文字看来，周作人这么说，对鲁迅并无恶意，当时“兄弟怡怡”，还没有闹翻。胡适记了下来，看来也并无恶意。文中所谓“滑稽”，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指“幽默”，当时“幽默”这词在中国还没有半翻译半创作出来，骂人如果是泼妇骂街式的恶骂，那是不会传之久远的；骂人而又幽默，才能使人忍俊不禁，才能使人感到骂人的有趣，骂人的痛快，骂得入木三分，深谙骂人的艺术，才能传之久远。鲁迅和周作人都骂过人，他们身上谁更多一些周介孚的基因，就是没有胡适日记中的那段话，读者也是心中明白的。

2、周介孚的著作

周介孚虽和李慈铭有交往，还收藏过章学诚名著《文史通义》的底板，但他自己却说不上有什么著作。

他热心功名，迷恋科举，倒又并非只读八股文。他主张小孩启蒙先读《鉴略》，既可识字，又可知道中国历史的梗概。他并不赞成小孩启蒙一定得读《百家姓》、《三字经》。鲁迅、周作人就都是以《鉴略》开蒙的。鲁迅在《五猖会》中写到父亲要他背一段书才可以走。所背的书就是《鉴略》。周介孚还认为，小孩识字以后，可以读小说，特别是《西游记》，容易为孩子所接受。然后再读《诗经》等书。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介孚公的确喜欢《西游记》，平常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可以把他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周作人还说：“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永不能忘的。”周建人也认为：祖父介孚公关于小孩读书的主张，“是比较开明民主的”。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周介孚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从杭州狱中将一部木板印的《唐宋诗醇》寄回家中。书中夹有一张字条，是写给樟寿(鲁迅)诸孙的。全文如下：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肖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其实，青少年读中国古典诗词，总是按时间顺序从诗经、楚辞这样系统地读下来的，哪里会像周介孚所说的跳来跳去的读。但周介孚的说法，也不失为一种诗评，一种对古典诗人的见解。至少，周介孚读过许多中国古典诗人的诗集，并作了比较。

在周介孚留下的书籍中，还有一本《古文小品咀华》手抄本。此书原有耕读轩刊本，收短小古文二百九十一篇。每篇至多千把字，最少的一篇只二十三字。手抄本收文八十一篇，七十九篇与刊本同，文中夹批、文后评语也与刊本大同小异，似系刊本的精选本。手抄本书末有周介孚跋文：

售旧书才，挟此本，纸劣字拙，而文可读，因以薄直得之。

介孚氏识。

从这跋文可见，周介孚还不是毫无读书情趣的人。他竟认为这些小品文“可读”，可见他的阅读面不是很窄的。

周介孚没有什么著作。他写过几十首诗，装订成集，称为《桐华阁诗钞》，鲁迅曾将它抄录一过，没有刊刻。周介孚在杭州狱中，曾写了一本《恒训》，是写给儿孙的，也有鲁迅抄本存世。《恒训》在结尾时说：“予性介，运复蹇，不能积财以封殖，爰将生平所闻见者，可法可鉴持身保家之道，备述此编。尔辈守之，如读楹书，大门闾，昌后嗣，于是在乎。”这可说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它的写法，和《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不同，在每句戒言下，他都举一些例证，以证明戒言的正确和有效。有些例证，写得很生动，有情节，甚至写出了人的个性。如“力戒损友”条下，有一例证写道：

见人暧昧事，急迫事，切忌多言。世交某，与某公子友善，朝夕过从。一夜晤谈，忽闻喁喁私语，公子趋视，则其妾与仆也。愤甚。告某，某曰：“家有美妾俊仆，须有大量。”公子勃然色变。某即辞归。次日往探，妾挞毙，仆畏惧自尽，其实无奸情也，窥客而已。某大悔恨，后客死，亦无嗣。公子频梦妾及仆冤诉，亦悔。

这简直像是《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文字简洁，情节跌宕，一言而丧两命，切中“切忌多言”的主题。在“对付灾难”条下，有一例证，也写得十分生动：

道光季年，捻匪初起，首途戒严。清江至京，车辆多结队而行，犹被劫掠。有数举子赴都应试，行在半途，车夫以路险难行告众，众大惧，进退维谷。有一举人大声曰：“不妨！我与宋景诗大头领交情实切，放胆前行。”车夫愕然，曰：“真乎？”曰：“真！”乃沿途访问宋之踪迹，并托店家先寄一信，以通候。遂履险如夷。逮进京，诸人争询之，某曰：“车夫店家，尽是捻党，吾言与宋有交，群贼断不敢下手。伪通候，以坚若辈之信。”众乃服其智计胜人。

这里除将农民起义军与盗贼混为一谈外，简直直可作为短篇小说来读。情节曲折而有悬念，人物对话富有个性。这大概是周介孚喜欢读小说所得来的功底吧。难怪他认为儿孙从小读小说能通顺文理。从上述的两则例证，大约已可见《恒训》的一斑了吧。

周介孚还写了大半生的日记。大概从他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写到他临终前一天。用红条十行纸写。字迹端庄，每年一本，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这部日记，反映了晚清一个相当规范的士大夫的带点传奇色彩的坎坷的一生；并通过他，还反映了当时的京都官场和地方社会的各种动态。它应该是很有史料意义的。1919年底，鲁迅回乡接家眷去北京时，把这些日记全烧掉了。鲁迅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大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又说：“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它们就足足烧了两天。值得一提的是，周介孚的两个孙子——鲁迅和周作人，都从青年时代起，用红条十行纸或蓝条直行纸记日记，每年一本，线装成集，鲁迅在逝世前一天还在记，周作人记到红卫兵只准他在灶间地上睡觉时止，离开逝世也不远了。鲁迅、周作人的日记，都已成为研究鲁迅、周作人的不可缺少的资料，而且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也都有重要价值。周介孚的日记要是能保存至今而予出版，不但对研究鲁迅、周作人有用，而且必然受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的重视。

从上面提到的周介孚留下的某些文字墨迹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书法艺术脱胎于颜真卿而端庄、雄健、有力。他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的书法则是端正、平和、娟秀。鲁迅青年时期的书法明显的出自乃祖一路，后来他融合魏碑，带有隶意，形成自己的风格。周作人的书法接近乃父，平和，冲淡，和他所追求的散文风格一致。

3、周介孚的姨太太

后人对周介孚谈得最多的，首先是他的骂人，其次就是他的姨太太了。

周介孚先后有过三个姨太太。第一个是周介孚在江西金溪任上买的，姓什名谁，现已失传。第二个是周介孚被弹劾免职后在北京候补时于1881年买的，湖北人，叫章秀菊。她于1882年生一子，即周伯升。1883年她因病去世。第三个是潘姨太，叫潘大凤，北京人。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说她癸己(1893)年春天周介孚携她到绍兴时是26岁，照中国岁数的算法，她应生于1868年。周介孚是哪年买她的呢？据周介孚对绍兴家人说：“我本来是不要买的，可是卖婆领她来给我看时，阿升靠着她站着，我想买来领阿升也好。”一个小孩会在陌生姑娘身边靠着站着，至少也得四、五岁吧？那么她大概是1886或1887年间到周介孚那里的，当时她大约是十八九岁。周作人说她“髫年侍祖父”，也是这么个年龄吧。

除这三个有记载的姨太太外，周介孚是否还有别的姨太太呢？可能还有。鲁迅1919年翻了翻周介孚日记，说里面有“姨太太之间吵架”的内容，那至少得有两个姨太太才会“吵架”。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也说：“介孚公做着京官，前后蓄妾好些人。”那么，大概是哪段时期他同时有两个妾呢？很可能是买章姨太前后到潘姨太到来之前的六、七年中。从一些记载看来，别的时期同时有两个妾的可能性不大。

前面说过，周介孚是一位规范的封建士大夫，不喝酒，不抽烟，不吸鸦片。买姨太太是否影响他作为规范的士大夫呢？在封建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封建士大夫可以堂而皇之的纳妾。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也有在家里养妾蓄妓的，当然，士大夫喝酒、抽烟乃至吸鸦片，在那时也不会影响他的身份。

周介孚纳妾，却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他在江西金溪当知县时，带去了母亲戴氏，夫人蒋氏，另有一个妾。他几乎每晚都在妾的房里。有一天晚上，蒋夫人去妾的窗外窃听，难免有些悉悉之声。周介孚在房内听到了，知道是蒋氏，就骂了一句“王八蛋”。她回到房里，越想越气，第二天就添油加酱编了一套向婆婆戴氏诉苦。戴氏决定晚上偕同媳妇也到那妾窗下偷听。蒋氏在窗下有意弄出些声音。周介孚在房内又骂了句“王八蛋”。蒋氏就大声嚷嚷起来：“娘娘在这里，你连娘娘都骂了了！”周介孚知道闯了祸，赶快开门出来，跪在母亲面前认罪并请求责罚。戴氏却已号淘大哭起来，越哭越起劲，以至衙内的人都知道了“大老爷在骂娘”。这给和周介孚作对的上司知道了，就又多了一条“大不孝”的罪名。这和他的接着被弹劾大有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周介孚纳妾的重大代价。

周介孚纳妾，在当时似乎是“正常”的事，但他带了个比他小三十一岁的年轻女人回来，家人们难免会有种种想法。就是孙子们，也会很反感。因此，鲁迅到绍兴搬家北迁之际，翻了翻周介孚的日记，正好见到姨太太吵架的内容，就一把火把他一生的日记全烧了。这是周介孚生前所无法预料的，不能不说也是他的重大损失。

潘姨太1893年到绍兴还只二十六岁，是个安分的人。周建人说她“年轻和蔼”。周作人则说，“她的为人说不出有什么好坏，虽然家里的风暴普通总归罪于她，这实在也给予祖母母亲的无限的苦恼，所以大家的怨恨是无怪的。但是由我看来，……这是多妻的男子的责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以一个普通的女人论，我觉得是并无特别可以非难的地方。”周作人所说的“风暴”，这里是指周介孚对家人们大发脾气的家庭风波。潘姨太活着的唯一任务，就是服侍周介孚。在周介孚入狱后，她住狱外，每天或隔天去服侍周介孚，整整八个年头。她识字不多，平时不看书，却酷爱京剧。她在杭州狱外住着时，曾歪歪斜斜抄写过《京戏戏考》。但即使是她娱乐上的这么一点爱好，无论是在绍兴还是在杭州，也不可能得到些微的满足，她不可能去看几场京戏。她不过是稍高级一点的女佣罢了。

周介孚死后，她更无所事事。佣人的粗活并不要她去做，她又识字不多，没有看书的习惯。在深院大宅里，她过着寂寞的单调的枯燥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过了四年多，她逐渐到外面去走动了。有一天住在大门口的单阿和来向蒋老太太说：有一个眼上有疤的人，夜里常到潘姨太那里去。蒋老太表示不相信，井要单阿和别乱说。过了一段时间，单阿和又来说；那个人在夜里，把潘姨太的箱子一只一只拎出去了。这些箱子本来就是周介孚给她的东西。蒋老太对她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箱子搬完后，她人也不见了。过了几个月，她回来了。她要求蒋老太太允许她走，并给一张凭据。不给凭据，那个男人就有“拐骗妇女”的罪名，蒋老太答应了，就请本家周芹侯代笔，当场写了同意她离开周家的凭据：

主母蒋谕妾潘氏，顷因汝嫌吾家清苦，情愿投靠亲戚，并非虚言，嗣后远离家乡，听汝自便，决不根究，汝可放心。即以此谕作凭可也。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主母蒋谕

潘大凤也有一张凭据给蒋老太太，表示她是自愿走的。全文如下：

立笔据妾潘氏，顷因情愿外出自度，无论景况如何，终生不入周家之门，决无异言。此据。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立笔据妾潘氏

代笔周芹侯押

这天，潘大凤最后一次在周家过夜。第二天，吃过早饭，她回房里，整理了一下，对蒋老太太说：“太太，我走了。”说着，她又走到小堂前，在周介孚像前，边哭边说：“老爷，我走了哇！谢您的恩典，我永不忘！老爷，我走了哇！”周介孚好骂人，但从不骂她和伯升。她跪下去，磕了个头。走到门口，她泪流满面地又回转头看了一下这个她生活了几年的家，她如此熟悉又这么陌生的家，然后缓慢地跨出门去。她消失在街上的人流中。她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周作人为服侍狱中的祖父，曾有一年多与这位庶祖母生活在一起。当周作人自己也坐牢时，他想起了她，在诗《花牌楼》中有一段是写她的：“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这里的“暴风雨”当指周介孚下狱。这段诗简要地概括了她的前半生。愿这位曾是鲁迅家族中的一员的潘大凤，后半生有个祥和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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