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树敌最多的一个人，同时也是最受崇拜的一个人。就现有文本来看，出现在鲁迅笔下的第一位仇敌，应该是被他称为“衍太太”的叔祖母周子传太太。

一、鲁迅笔下的“衍太太”

1926年10月7、8日，正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一连写下两篇忆旧文章《父亲的病》和《琐记》。在《父亲的病》中，鲁迅第一次提到“衍太太”：“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就这样，鲁迅把教唆自己“犯下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的罪责，加在了“衍太太”头上。到了《琐记》中，他又对“衍太太”实施了全面清算。

开篇第一段，是鲁迅对于这位叔祖母的总体评估：“衍太太现在是早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

关于这种先扬后抑、欲取姑予的“战法”，鲁迅在写于1928年5月17日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曾经有过透彻地分析：“不过我要指摘，这位隐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实是创造社那一面的。……其实所断定的先两回的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年了的老头子老聃先师‘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

接下来，鲁迅便把自己并不“感服”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用在了“衍太太”的身上：

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我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

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

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厨，细细地寻一寻。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就这样，“衍太太”在鲁迅笔下被证明为先用春宫图侮辱他，后来又用流言蜚语污蔑他，以至于逼迫他背井离乡到南京去学习洋务的罪魁祸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琐记》中第一次提到的“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和第二次谈到的“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男人”。前一个男人是“衍太太”的丈夫周子传，后一个是与她有通奸嫌疑的侄子辈的男人周衍生。

据张能耿、张款著《鲁迅家世》介绍，周子传生于1852年6月27日，比周氏兄弟的父亲周伯宜大8岁，与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周衍生小名五十，生于1854年12月19日，比周子传小两岁，比周伯宜大6岁，是周伯宜的同辈堂兄，也就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堂伯父。周子传的夫人姓陈，因为周子传在周氏同辈中的大排行是第25位，所以人称廿五太太。

另据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介绍，周子传夫妇连同周衍生、周伯宜，都是有鸦片烟瘾的人。1893年周福清科场案发生后，周子传连夜带着500块大洋的巨款到会稽知县俞凤冈的衙门里行贿，遭拒绝后又连夜赶回，因路上受到惊吓而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在叔叔辈的周子传去世之后，独身未娶的周衍生便住进周子传家，与子传太太发生了私情。鲁迅所谓的“衍太太”，就是周衍生太太的意思，这是作为晚辈的鲁迅，为周子传太太所起的“绰号”。借用鲁迅在《华盖集·补白》中提供的说法，这其实是绍兴师爷所惯用的刀笔手段：“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已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最简单的打官司教科书《萧曹遗笔》里就有着不少惯用的恶谧，现在钞一点在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亲戚类：孽亲、枭亲、兽亲、鳄亲、虎亲、歪亲；长类：鳄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卑幼类：悖男、恶侄、孽侄、悖孙、虎孙、枭甥、孽甥、悖妾、泼媳、枭弟、恶婿、凶奴。其中没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为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然而，在鲁迅去世之后，他的兄弟周作人，却一再为“衍太太”鸣冤辩护，从而引起笔者的好奇之心。

二、周作人笔下的“衍太太”

在《鲁迅的故家·四七》中，周作人介绍说：“五十据说曾在县衙门的什么库房做过事，不过我们认识他时，早已什么事都不干，只在诚房寄食，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这也是一个不可解的谜。”

在《鲁迅的故家·五十在诚房》中，周作人进一步介绍说：“诚房的子林外出，子贞早死，只剩下子传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鸣山，住在大堂前东边的一间大房里。西边的两间和兰花间出租给李楚材，在子传死后，鸣山要结婚的时候，才收了回来，由子传太太和儿子媳妇分住，东屋就让给了五十，所以我们所有的五十的印象是与那间大房子分不开的。”“五十也吃鸦片烟，因此很瘦，那寄主家里的鸣山虽是独养子，年纪也比他青得多，舒服还是比不上他，……”

在《鲁迅的故家·烟与酒》中，周作人还分析了鲁迅与“衍太太”之间的结怨：“（父亲周伯宜）在少年时代进了秀才，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子传夫妇都吃鸦片烟，‘抽一筒试试吧’，劝诱的结果乃上了瘾，可是他一直自己不会煮烟，须得请他们代办，其被揩油也正是不得免的了。鲁迅对于衍太太个人固然多有反感，如《琐记》中所说鼓励阿祥转旋子以至磕破头，即是实例，但上边这事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到了《鲁迅的故家·后记》中，在周作人所抄录的族叔周冠五的来信中，也涉及到“衍太太”与周衍生通奸的事情：“介孚公（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向来是欢喜谈论人家的短长的，因之往往谈到衍太太的那一件事，一而再的谈论不已。藕琴公（周冠五的父亲）素性是刚而且扭的，所以他的小名叫铁牛，有一天又谈到这事了，藕琴公就说这其实也没有什么，‘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这句成语，也就说的是这些旷夫怨女吧！你想他们近在咫尺，年龄相近，而又正是一鳏一寡，虽然有乖伦常，却也是人情，你何必一再的剌剌不休呢？介孚公听了大不以为然，于是反驳说道，那末猪八戒游盘丝洞也是合乎情理的了。自此以后，他们两人一碰到，介孚公就大讲其《西游记》，而所讲都只限于盘丝洞的这一段，大堂前恰巧正是衍太太住房的窗口，所以藕琴公只好却步不前了。”

祖父周福清对于周衍生与周子传太太的极端态度，对于鲁迅不会没有影响，这也许是鲁迅仇恨周子传太太并称之为“衍太太”的又一原因。

在《知堂回忆录·老人转世》中，周作人谈到自己童年害馋痨病时，又一次提到“衍太太”：“只记得本家的老辈有时提起说：‘二阿官那时的吃饭是很可怜相的，每回一茶盅的饭，一小牙（四分之一）的腌鸭子，到我们的窗口来吃’。她对我提示这话，我总是要加以感谢的。虽然在她同情的口气后面，可能隐藏着什么恶意，因为她是挑拨离间的好手，此人非别，即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所写的‘衍太太’是也。”

在《知堂回想录·父亲的病》中，周作人以见证人的身份，指出了鲁迅加在“衍太太”身上的不实之词：“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意，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言，凡是‘送终’的人到‘转煞’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稳，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罢了。”

周建人晚年也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回忆说，父亲去世前让鲁迅大叫“爹爹”的，是长妈妈而不是被鲁迅称为“衍太太”的“子传奶奶”：“善知过去未来的长妈妈突然催促我大哥：‘大阿官，叫呀，快叫呀！’……我记不清我们哭了多久，总之，很久很久，祖母来了，也哭，子传奶奶、谦叔、谦婶、玉田叔祖母统统都来了，他们都再三劝慰我的母亲。”

三、《我的父亲》中的“老乳母”

近日翻阅《鲁迅全集》，在第8卷第95页意外看到鲁迅自己的短文《我的父亲》，抄录如下：

我的父亲躺在床上，喘着气，脸上很瘦很黄，我有点怕敢看他了。

他的眼睛慢慢闭了，气息渐渐平了。我的老乳母对我说，“你的爹要死了，你叫他罢。”

“爹爹。”

“不行，大声叫！”

“爹爹！”

我的父亲张一张眼，口边一动，仿佛有点伤心，——他仍然慢慢的闭了眼睛。我的老乳母对我说，“你的爹死了。”

阿！我现在想，大安静大沈寂的死，应该叫他慢慢到来。谁敢乱嚷，是大过失。我何以不听我的父亲，徐徐入死，大声叫他。

阿！我的老乳母。你并无恶意，却教我犯了大过，扰乱我的父亲的死亡，使他只听得叫“爹”，却没有听到有人向荒山大叫。

那时我是孩子，不明白事理。现在，略略明白，已经迟了。我现在告知我的孩子，倘若闭了眼睛，万不要在我的耳朵边叫了。

这篇短文与另一篇《我的兄弟》一起，以黄棘的署名发表在1919年9月9日北京《国民公报》的“新文艺” 栏目中，是总标题为《自言自语》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文章中的“老乳母”，就是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深情怀念过的长妈妈。周作人之所以没有提到《我的父亲》，是因为他当时恰好去日本迎接妻子和3个儿女回国，并没有读到鲁迅生前一直没收入集子中的这篇短文。

《朝花夕拾》是纪实文本，尽管鲁迅在《小引》中有过“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的自谦，但是，像写小说一样凭空虚构既成事实，无论如何都是不应当的。

就在鲁迅写作《父亲的病》和《琐记》不久，他又在《两地书》和《故事新编·奔月》中，对误认为情敌的高长虹展开捕风捉影的影射攻击。许广平为此在1926年11月16日写给他的情书中直言相劝：“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你说因为长虹辈的批评而气短吗？别人的批评你就不顾，而只任一面之辞而信托吗？”

应该感谢现代传播手段对于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即时报道，使得笔者切实感受到了这样一条普世公理：即使是战场上俘虏的武装人员和恐怖分子，军事人员和军事法庭也是不可以任意侮辱和虐待的。同样道理，周子传太太即使确实是一个的坏女人，也不应该承担不属于她的那份罪责。

实际上，就在鲁迅写作《我的父亲》的同时，他还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充分表达了自己所认识到的现代人道：“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而在鲁迅写作《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的时候，他正处于爱情与事业的歧路彷徨之中。关于这一点，他在1926年11月21日致章廷谦信中分析说：“我的脾气不太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得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在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来带者！’”

四、鲁迅与周鸣山的友谊

鲁迅的女性仇敌并不多，加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和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也不过两三位，在这两三位中，最值得同情的就是连挨了骂都不可能知道的“衍太太”。

按照《周作人日记》的相关记载，比起“衍太太”，周衍生其实是更加阴险的角色。与鲁迅把“流言”主要记在“衍太太”头上不同，周作人在1901年日记中写道：

“三月初五日，雨。上午同伯文叔往舒家坳上坟，未刻归家。大父信衍生谗言，怒詈。”

“三月初七日，雨。下午，大父信速死豸衍生谗，骂玉田叔祖母，大闹。予闻之深以为未然，谗人如此凶恶，上天断不能容，大眼看之可也。”

在壬寅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公元1902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周作人另有“仲翔叔来信云，五十已于十八日死矣，闻之雀跃，喜而不寐，从此吾家可望安静，实周氏之大幸也”的记载。

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脱逃》中，更加明确地把自己对于家庭压迫的“脱逃”，记在了周衍生和祖父周福清的账上：“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琐记》里，说他的想离开绍兴，乃是‘衍太太’所逼成的，因为她最初劝导他偷家里的东西，后来又造他的谣言，使他觉得家里不能再蹲下去。但是我却是衍生所间接促成的。……（介孚公）虽然明知他们是怎样的人，而独深信他们的话，这实在是不可理解的一个矛盾。”

鲁迅在对“衍太太”记仇的同时，反而与周子传和“衍太太”的独生儿子周鸣山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周鸣山谱名凤岐，小名方，周氏兄弟称之为方叔，是周氏家族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洋务的第一人，被开除后回到绍兴一家学堂任英文教师，又因为与一个人称翠姑奶奶的中年寡妇私通，被校方以有伤风化为名开除教职。周鸣山夫妻在家中饱受母亲“衍太太”和周衍生的虐待，一再服毒自杀，妻子去世后便娶翠姑奶奶为妾。周鸣山后来在绍兴南街施医局做事，因痔疮久治不愈，鲁迅1919年7月17日日记还有“为方叔买膏药二枚，寄三弟转交”的记录。同年12月17日，鲁迅回绍兴搬家，日记中有“上午陈子英来，晚张伯焘来，夜方叔出殡”的记载，12月19日的《鲁迅日记》中，另有“晴。上午得朱可铭信。午后郦藕人来。晚传叔祖母治馔饯行，随母往，三弟亦偕。夜雨”的记载。

“传叔祖母”就是鲁迅笔下的“衍太太”。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写到“衍太太”时，周鸣山已经去世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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