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医改新政制定者。医院管理机制改革依旧烟雾重重，各方利益纠缠博弈。如何形成有效的沟通机制，形成一个各方相对满意、符合客观规律，同时兼具操作性的优秀方案，诸多问题，有待破解。

昨天，卫生部部长高强明确表示，医改新方案一定会在今年出台。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航船将在今年大局初定。

大医院涉及问题多多

改革“手术刀”难动

2006年，大医院改革进展缓慢，医院管理体制改革思路尚未清晰。

“大医院管理机制改革，是整个医改新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医保政策以及药品方案紧密相连，但目前大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思路。”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前副部长朱庆生分析，关键的问题在于医院的筹资体制怎么改、政府管多少以及怎么管。1996年医疗卫生体制三项改革启动时，朱庆生任卫生部副部长，主管医政司，参与了当时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一个细节是，在2005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试点，但在2006年的报告中就取消了。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细心的医卫组委员发现，在总理的报告中，涉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只提了加强服务，改善提高质量，加强监管。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大医院如何改则未提及。

“根本的问题没有触及。为什么没提呢，可能总理认为一下子解决不了。”朱庆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目前全国有16000家医院，95%是政府开办的，但政府又拿不出足够的钱对其进行投入，这一部分医院怎么改？是转出一部分到社会上去，还是政府大包大揽？如果一部分留下来，一部分转出去，怎么转，转出去多少？这都还需要研究。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困扰着卫生部的官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2003年，卫生部就曾进行试点，但这个试点最终流产。

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医院实行属地的行业管理，改变目前多头管理的局面。仅以北京的人民医院为例，其人权在教育部(北京大学医学部归属教育部)，财权在卫生部，行业质量监管又在地方。造成很多问题难于协调，互相扯皮。“医改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在中央保留一部分的前提下，将大部分的医院交给地方。但哪些分出去，分出去多少，仍面临各方利益的协调。”朱庆生说。

这些问题，在2006年都并未达成共识，主要原因就是其敏感性强，而且围绕这个问题，决策层意见并不统一。“但这个问题不能不解决，这一关不过，‘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朱庆生说。

多部门参与制定方案

相互之间沟通成难题

多部门参与难于沟通，是制定医改新方案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操作层面的难题。2006年，医改协调小组的成立，使这一问题有了突破。

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曾经细算过一笔账，“医改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我数了一下，至少十几个部门的工作，除了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局以外，医疗保障涉及到劳动保障部，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涉及到发改委，医疗价格等问题涉及到物价局，医院平常的开支补贴涉及到财政部，医疗救助涉及到民政部，医疗人才的培养和附属医院的管理涉及到教育部，医疗市场医疗广告涉及到工商局，药品的质量审批涉及到药监局，等等，很多很多。这里面有直接相关的部门，有配合工作的部门，涉及多方的利益调整”。

为解决这一问题，2006年9月，医改协调小组成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卫生部，财政部等11部委组成，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

参加了几次医改方案讨论后，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发现，即使在这个专门为了解决沟通问题而成立的医改协调小组内，目前的工作方式也存在问题。医改新方案的制定，仍面临着各方利益的权衡，各方沟通效率不高。

“四个小组之间沟通非常差，劳动保障部的是一圈人，卫生部的是另一圈人，相互之间都不沟通，我们社保组在讨论时，一提到医疗服务，马上就说，这不是我们组的，这是另一个组的。如果连提问题的时候都是分割的，怎么可能出来好东西呢？”杨团说。

杨团对目前的工作方式还存在另一个质疑，“这个小组仍然是以官员为主，虽然找了一些专家，但给专家的时间很少。尽管也提了一些意见，但缺乏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