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的2003: “小节”显新政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行为的变化与特征

如果从十六大闭幕算起，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已进入第五个年头。 五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任工作的基础上，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尤其是就任不久的几个工作“小节”，虽说不大，但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

四个首次显示工作行为的新变化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工作“小节”上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在第一年，最出人意料、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四个首次”。

一、首次出行考察，总书记前往西柏坡，“两个务必”含义深

2002年12月5日，在20天前党的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突然出现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曾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我们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9年3月，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全国解放的前夜，掌握国家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如何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胜利后经受住执政考验，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性课题。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初冬时节，冀北大地瑞雪纷飞。胡锦涛同志与随行的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在西柏坡看展览、访农户、与干部群众座谈，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在陈列室，从毛泽东推过的碾子到周恩来雨夜救乡亲的马灯，从中央军委作战室斑驳的桌椅到七届二中全会庄严的会场，胡锦涛同志始终是一丝不苟，看得认真，听得仔细。在观看《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记录片时，胡锦涛同志深深地被珍贵的历史镜头所打动，影片一结束就第一个站起来鼓掌叫好。在农民韩花珍老人家里，胡锦涛同志抱着老人的孙子亲了又亲，并详细询问韩家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情况。在荒山综合治理现场，胡锦涛同志登上高高的山顶，一边遥望绵延的群山，一边向陪同的当地干部叮嘱，搞荒山治理，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农民利益，讲求实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柏坡之行是胡锦涛同志接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的首次离京出行。在领导活动中，首次出行一般具有象征意义。胡锦涛同志首次出行选择到革命圣地超乎一般人的预料。“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它还包括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以，西柏坡之行后，胡锦涛同志发表了《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一文，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此基础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几点希望。至此，胡锦涛同志此行的深刻用意，应该是不言而明。

可以说，西柏坡之行是个标志，这个标志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全党发出的政治倡议，也是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本人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诺。

二、首次研究宣传，政治局出台新措施，“三个贴进”顺民心

2003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等工作。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新闻报道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长期以来，会议报道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一直是困扰新闻界的一大难题，报纸、电视、电台甚至刊物，各种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总是充斥其间，尽管媒体也作过一些改进尝试，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主流媒体上，领导人的活动一般都要严格按照职务决定亮相的次序、版面的位置甚至字号的大小，因此，媒体的新闻联播常被群众戏称为“会议联播”，要闻版被戏称为“领导版”。中央改进措施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民意的一种积极呼应和尊重，是中央带头落实“贴进群众、贴进实际、贴进生活”宣传要求的明智之举。媒体作为报道的载体，其本身资源是很有限的，如果对上层关注过多，对下层关注必然会少；对领导人活动报道过多，对老百姓的报道必然会少。所以，减少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可以使媒体从繁杂的领导应酬中解脱出来走向亲民。

中央的改进举措也引起了各地党委政府的积极回应。3·28会议以后，各省市自治区、绝大部分地市都先后制定和出台了相应的措施。在北京，北京市委要求市属媒体对书记办公会、全市重大会议的报道要严格控制字数和播发长度。在上海，该市规定市领导参加的日常工作和调研活动一般不再报道。在湖北，省委要求新闻宣传要注重社会效果，尊重新闻规律，不应把领导出席活动作为衡量报道规格的标准。中央的改进举措还引来各媒体的热烈响应。以中央级媒体为例，其实在3·28会议以前，中央各大媒体已率先开始了这方面的改进。以这一年3月“两会”宣传为例，当时“两会”正逢换届，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14人，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但据《中国记者》报道统计，3月3日至10日，这期间新老常委一共参加团组活动37人次，新华社共发报道31篇近3万字，与上年同期相比，总字数减少了近一半，人民日报占用的版面节省了三分之一以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报道，时间长度由上年同期的105分钟减少到当年的58分钟。“两会”以后，新华社播发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南海会见出席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代表的消息，连标点在内只有648字。就是3·28会议这么重要的报道，全文也不超过530字。

中央关于会议报道的改进举措使一些有识之士从更深层次引发出思考。有人认为，3·28会议表明党和政府对于传媒的管理将发生逐步改变，媒体作为行政辅助工具的角色将得到改善，有学者甚至预测，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进入政治改革的理论探索和准备期，在此期间，新闻媒介也许能以不断更新的面貌发挥重要作用。总之，3·28会议引起的反应已不限于新闻界，在更宽广的领域，它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