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尽管它只有600多年的历史，但却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树立起一座不朽丰碑。1860年开埠以后，天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南有上海，北有天津。”曾几何时，天津是全国公认的北方经济中心。天津与上海，北南辉映，相得益彰，长期引领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潮流。然而，建国以后，上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迅速发展成为毫无争议的全国经济中心，而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却不断下降，甚至全然无力成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更遑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天津面临的形势却更加严峻。作为三大直辖市之一，人们自然要把天津与北京、上海这些直辖市进行比较；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人们自然又会把天津与深圳、珠海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进行比较。然而，无论是和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相比，还是和深圳、珠海等这样的新兴城市相比，天津都显得力不从心，步履维艰。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多年，中央的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天津迟迟难以找到自己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位置。

天津市民的失落感是极为强烈的，并且以一种极为特殊的现实表现了出来。无论在全国哪个城市行走，人们一般都不原意当着那个城市市民的面，直言不讳地数落那个城市的不是。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很容易招致当地市民的强烈反应。哪个城市的市民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面对别人对自己家乡的数落，有的人会立即反唇相讥，有的人会尽量自我辩护，有的人选择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在天津，当你委婉表示对天津的不满时，很多天津人不仅不会勃然大怒，而且往往兴高采烈地欣然和你一起扒刺天津。也许因为天津是个曲艺之乡，说起尖酸刻薄的话，好比大河奔流，滔滔不绝；又似春蚕吐丝，绵绵不断。走遍中国，很难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城市。不是天津人不热爱自己的故乡。所以如此，无非表达了他们对故乡发展的殷切希望而已。另外，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凡是操天津口音的角色，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人。改革开放以后，天津继续在逆境中苦苦挣扎，负重前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中，天津始终处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

中共十六大后，天津逐渐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尤其重要的是，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天津滨海新区，带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掀起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三轮高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又一篇。在邓小平时代，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在**时代，上海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正式提出和“胡温新政”的全面推行，天津迅速成为观察和解读“胡温新政”的焦点。

“胡温新政”聚焦天津，显然不是因为温家宝是天津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需要培育和树立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样板城市。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深圳的经济特区发展模式，还是上海的经济中心发展模式，或者北京的政治中心发展，都无法给中国六百多个城市和两千多个县城提供多少可资效仿的发展思路。这些城市太特殊了。只有天津，不仅长期承受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我国大小城市都必然面临的各种艰难与困苦，而且逐步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天津特点的成功发展道路，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从计划经济的重镇，到市场经济的典范；从闭关自守的桥头堡，到对外开放的急先锋；从政治典型的专业户，到和谐社会的探路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20多年中，天津不仅曾经承载了无数的重负与无奈，而且终于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审视天津，就看到了科学发展的关键。读懂天津，就理解了科学发展的重要。走进天津，就触及到科学发展的脉搏。聚焦天津，就是要展示科学发展的魅力。天津就是“胡温新政”的窗口。

“胡温新政”的全面推行，使天津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滨海新区不仅是天津的滨海新区，而且是全国的滨海新区。长期默默无闻、甚至有些土里土气的天津，从此一跃成为国际瞩目、国内关注的焦点城市。然而，天津之所谓能成为“胡温新政”的焦点，确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一、“胡温新政”聚焦天津，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客观需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从点到线、再从线到面的战略。在邓小平时代，通过大力发展深圳特区，顺利启动了改革开放，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轮高潮，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带动下，中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外围，扶植和培育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带。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华的强国之路。经济特区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共中央领导的信心，坚定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心。

毋庸置疑，随着深圳模式的风靡全国，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边际效应也逐步显现。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的成功，不仅使“深圳速度”很快风靡全国，而且也使“孔雀东南飞”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人才流动的基本趋势。相形之下，中国大多数地区仍然被笼罩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并且因为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显示出严重的下滑趋势，引发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埋下了1988年经济波动和1989年政治风波的种子。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随后全面展开的治理整顿，固然有力遏制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过热，也确实带来了市场疲软的巨大苦恼，并且使中共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势不两立地姿态，对那些企图变相放弃中共基本路线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发出了极为严厉的警告，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口号。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行了新的调整和完善。通过大力发展上海浦东新区，继续深化了改革开放，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轮高潮，续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浦东新区的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经过九十年代的持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也再次遇到新的发展瓶颈：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棘手难题。根据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增长的时期，通常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如果将社会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必然使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从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潜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并且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稳定形势严峻，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现象蔓延，低俗文化盛行，道德标准混乱，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不仅让人眼花缭乱，而且让人心烦意乱。要想从根本上化解这些矛盾，就必须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

在调整和完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格局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相继提出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然而，当务之急还是如何将中国经济整体中的环渤海地区板块全面活跃起来。环渤海地区是中国第三大经济板块，迅速搞活环渤海板块对于克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天津处在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温新政”聚焦天津，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