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装待发

宋木文认为，出版界实现拨乱反正，开始思想解放之后，急待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方针和指导思想的问题，二是经过十年文革，出版队伍受到很大摧残，当时已经提出四个现代化，出版要适应这个形势，就要有与之相配合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这些都要解决，相关出版环节的问题都要解决。《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当时和后20年的中国出版界都影响深远”。有了明确的出版方针和指导思想，加上发展出版事业必须的物质条件和相关政策，从人才培养到税收优惠以及书价改革，这些条件为出版业松绑，助力，进而加速。

1975年进入出版界，先后参与创办《译林》杂志和成立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对三十年来出版业发展也有着亲身体会。他向记者介绍了当年《译林》杂志诞生的情形――“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翻译出版工作近乎停滞。当时江苏省有关领导觉得江苏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做些工作，决定办一个翻译类杂志。那时有一批编外文辞典的专家，对外国文学很有兴趣。当年的读者和译者都热情高涨，不管什么书，只要翻译出来，就是几万册的销量。译者也不讲报酬，稿费是千字三块钱也积极参与翻译”。他回忆到当年《译林》杂志引发的强烈反响，“邮局都抗议了，因为邮局收到的杂志订阅汇款单都用麻袋装。为了能够买到《译林》，当时是一块二一本的杂志黑市上要卖到两块钱，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读者太热情了。”

谈到外文资料的获取，李景端讲了一个当年的花絮：“那时候做翻译杂志要牵涉到很多外国资料，买外国的书刊要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批，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投入，我们也没有太多的钱。如何解决？今天说来有些可笑。我发现当时的南京饭店常有外国客人，住过之后他们往往把带来的外文报刊扔掉，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资料，既不花钱又有时效性。但当时的外事部门规定所有外文资料都要统一管理、登记，我就找到相关部门，表示我们是出版人，要利用这些资料工作。后来我们就定期去宾馆里搜集外文报刊，还通过外国留学生和新华社驻外记者帮忙搜集外文资料。”从很多老出版人的回忆中不难看出，这一个案在当年的中国出版界并不鲜见，也几乎是当年中国出版业的缩影。

人才建设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专业、优秀的人才建设，出版业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初，出版业与“书荒”相伴的，还有“人才荒”。1983年，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设立图书发行专业，第二年，胡乔木向中央提出要在高校设立出版专业，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相继建立编辑出版专业，此后高校的编辑、出版、印刷系科越来越发展，还建起了出版科研机构，对出版专业人员也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称，人才队伍的不断充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版业改革的进度。

出版业到底最需要怎样的人才？宋木文认为，有水平又能够实际操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水平复合型新闻出版专业人才是出版业最急需的，“出版工作不是完全能靠学校教育解决的，比如一位中华书局的编辑，可能是学古籍的，但也要懂得出版，要懂得市场”。李景端认同出版业人才建设的必要，但他同时觉得，与人才建设相比，出版界思想解放所能提供给人才施展才华的环境也很重要：“我觉得中国出版界是有人才的，但有些人才并没能够充分发挥其能力，受到整个机制的制约。现在我们说要培养出版人才，内功外功都要加强，内功不必多说，外功就是说我们要营造一个出人才、人尽其才的出版环境。”

三大盛会

从1987年开始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与每年换一个举办地的全国书市（现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并称中国出版业年度三大盛会。这三项活动加上各地纷纷涌现的地域性订货会、行业订货会、专项订货会、书展、书市等等，极大丰富了读者和图书销售商选书购书的范围，也刺激了图书销售市场日渐活跃。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国荣从第一届开始就参加了北京图书订货会，从第三届开始更介入组织工作，他对这一书业盛会的起步记忆犹新：“第一届是1987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搞的，当时叫社科书市，第三届才正式称为北京图书订货会。当时我的感觉是，书市和订货会要分开搞，时间也要错开，要明确出版社是主人，书店是客人。记得第三届的时候在玉泉宾馆，我们预定了800张床位还是不够，后来动员出版社把床位空出来给书店，出版社就住到会议室，睡行军床。”最初的火爆是缘于从看书目订货到看样订货的转变，加上当时还没有网络，出版社和书店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有限。

如果说北京图书订货会的诞生是出版社和书店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流、订货需求自然促成，那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的问世则与80年代初改革开放背景下我国出版业强烈的国际交流、版权贸易意识相关。1984年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已经提出想要主办国际书展，1986年9月首届BIBF在京举行，如今这一活动已经举办十四届，影响力早已走出国门，成为四大国际书展之一，是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有力推手。

在互联网普及到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上述书业盛会的信息交流功能不可避免要受到削弱，它们该往何处去？黄国荣对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未来十分乐观，“有人问我，北京图书订货会还能火多久，我的回答是，想火多久就能火多久。我们要顺应规律，改革创新。这一订货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全行业的产业交易会，其功能是不断随行业变化而变化的，只要行业存在，肯定有不同的需求，我们就会增加需求的项目，为行业服务。”黄国荣表示，之所以这些年来不断举办的各类订货会或书展对北京图书订货会冲击并不大，是因为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多功能发展。除订货外，北京图书订货会还包含信息交流、产业交流、经验交流、社店合作还有媒体、印刷厂、多媒体行业的交流平台等内容，成为出版行业的全方位交易会。另外，一年之际在于春，订货会设在每年一月，很多出版业内人士需要到会上获得信息和洽谈，解决一些上一年的遗留问题和新一年的工作合作问题。他分析三大书业盛会时说：“三大盛会的原始功能截然不同，订货会主要是看样订货，全国书市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图书销售，BIBF重点在版权贸易。我认为全国书市应该在销售上再做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