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短得近乎一瞬，但其间的无数变化却对中国更远的未来有着持续、不绝的影响。就如同1978年12月在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是如此全面、持久，深入到方方面面、每个人一样，今天，回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迁，从社会环境到个人经历，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中国人都会为身边的巨大变化而感慨，抚今追昔，忆及三十年来的履迹，更能令我们的未来坚定、明朗。

新闻出版业作为信息传播、精神食粮生产的重要领域，对于丰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开阔视野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出版业同样经历了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到整装待发、走向世界直到改企转制、集团上市的若干阶段，这一切已经开始，正在进行。

拨乱反正

事情还要从1977年说起。不可否认，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但变化显然在此前已经初露端倪。

早在1972年就开始从事出版工作的宋木文曾担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既是出版主管部门的领导又参与多个政策法规的制定和重点出版工程的实施，亲历了出版改革全过程，可以说对新时期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变迁有着从宏观到微观的了解。据他回忆，国家出版局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出自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其内容为：建国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当时主持出版局工作的王匡在会议报告中表示应该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要把“长期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广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来”。宋木文对当年出版界批判“两个估计”的深远意义有着充分又适当的肯定：“整个国家的拨乱反正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出版界的拨乱反正也要以此为标志。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刀切，有开端也会有序幕。同文学、艺术等领域相比，出版界的拨乱反正是走在前面的。”

有了标志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版界的变化蓄势待发，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也需要组织上、人才上的保障。宋木文记得，从1972年开始，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同志陆续调回北京，有的恢复原职，就算没有官复原职，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参与出版工作，“韦君宜、严文井、陈原等人，都回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组织上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恢复出版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能一步到位做得完全彻底，但是历史作用是很明显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系列会议，今天看来，对中国出版未来走向产生了决定性作用。首先是1978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会议，当时全社会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的状态，人民群众对图书的迫切阅读需求同出版界所能提供的精神食粮之间有着巨大反差，说是“书荒”并不为过。在此背景下，当时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的陈翰伯先抓少儿读物出版的恢复，保障少年儿童读者在成长阶段有好书可读对于国家的未来意义重大。庐山会议的召开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陈翰伯专门在会上做主题报告，号召出版界要尽快解放思想，多出好书。会上还制订了三年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宋木文在其《亲历出版三十年》一书中写到这一段，“三年内为孩子们出版29套丛书。实际执行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所订的规划”。1978年12月21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出版局、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加强少儿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这不仅对少儿出版、对整个出版界的思想解放以及出版品种的不断丰富、出版质量稳步提高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紧随庐山会议之后的便是1979年12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及时调整了地方出版社的经营方针，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认为地方出版社应从出版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调整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这无疑极大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出版工作要在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出版部门的积极性。地方出版社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要把出版具有本地特点的图书，满足本地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的需要，作为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决定”的主要精神还有：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出版方针不再提“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立了出版工作的五条指导思想，此外，还强调了出版的专业分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