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的国庆特别报道《中国符号 改变世界》。

前五天我们分别为你介绍五个影响世界的中国符号，包括“中国制造”、“13亿”、“人民币”、“A股”和代表中国互联网的“.CN”。 中国制造为什么能够从无到有？13亿人怎样从节衣缩食的困窘中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和购买力？人民币是如何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的重要力量？中国A股和中国互联网，靠什么力量的推动创造了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互联网界的奇迹？对于这些问题，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的答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改革开放”，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影响世界的中国符号。

北京奥运会，让许多习惯于从电视和报纸上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认识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这是一个开放自信的国家，这是一个拥有无限商机的国家，这还是一个充满时尚、充满现代感的国家。但就在30多年前，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中国远远不是这样。那时的中国，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足球场都没有，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以后，1967、1968、1969年一个劲下降，(周)总理1970年直接来抓，生产好像上来了一点，1973年底，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下子1974年生产又下去了，1975年小平同志(出)来抓国务院的工作，生产又上去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生产又下去了，所以这十年三起三落。”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实现了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GDP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了从1978年的190美元到2008年的3180美元的历史性跨越；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从2007年开始，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许多外国人正因为中国巨大的变化，而记住了这个中文词汇:改革开放。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曾这样评价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球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2月，安徽省小岗村十八个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了血红的指印，他们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引发了巨大争议，于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召开了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

安徽省原农委主任周日礼:“常委会议意见也不一致，说中央文件明确，讲的清清楚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我们现在搞不是和中央对着干吗，他一言你一语，意见统一不起来，万里最后讲话了，这些事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说明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到1980年春，安徽省肥西县9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向国家贡献粮食是上年的3倍。1980年1月，安徽省委确认包产到户也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1982年1月1日，新时期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出台，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此后又连续四年发了四个1号文件，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在全国迅速推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段应碧:“通过这个改革，大家都看清楚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改革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增强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中国广袤的农村土地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从1982年到1991年的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

生产力的释放，让中国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197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4元，而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4140元，增长了30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带来了一个此后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那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除了一部分人做起了个体工商户，办起了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多数人成了中国产业大军的新生力量。他们聪明灵巧、吃苦耐劳，对工资收入和工作环境要求极低，他们成为中国制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那么因为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农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农业的生产快速地发展，那么一方面给我们城市改革，提供物质基础，二方面又让我们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有更大的信心，所以我可以讲，农村改革应该讲起来，就是我们这30年，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当改革种子在中国农村悄悄萌生的时候，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用全新的眼光观察着中国周围的世界，衡量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1978年，共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中国开始了开放之旅。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乘坐了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高速列车，小平同志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

邓小平:“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当年另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等5个国家，参观了众多的工厂、矿山、港口，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那个时候，我们管经济工作的，看看国际的形势，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不行。”

怎样才能让中国发展得快一点呢？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种全会在北京开幕。大会正式宣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发展经济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驱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就是改革和开放。

中国政府在1978年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79年新年伊始，在中国这个大棋盘上，对外开放的第一颗棋子落在了中国的南海边。那时的深圳还叫宝安县，是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城，而隔河相望的香港已经是世界的“东方明珠”。一个叫袁庚的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原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广东宝安县蛇口公社要办一个工业区，建立一些工厂，引进一些外资，这样就可以把香港的优势和国内的优势结合起来，国内什么优势呢，就是土地非常便宜，劳动力非常廉价、充裕，而香港呢有资金、尤其是有香港一套发展工业的管理办法。”

随后，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也提出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同，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正需要这样一个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