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蜜蜂没有了刺

相声演员们委屈啊，有人抱怨长官意志对相声的干涉。

老演员常宝华3年前曾对我说:就我遇到的事，除了有时间限制，还有命题限制。有次我在外地演出，有人就事先打招呼，你千万不能说“梦想成真”四个字，因为他们的台长做的梦不好，你看多奇怪！

有人不满相声审查过于苛刻。相声演员李增瑞记得，1995年春晚，他们准备了相声《方言外语》，整个剧组一致通过。

“结果因为台长的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讽刺我们中国人不会讲英语，它就被枪毙了。”他为此挺纳闷，中国人不会讲英语，不也很正常么？

“你要想再影射和针对点什么，那就更‘可以’了。”他笑着说。

“不要想出名时就想到电视。到哪儿都有要守的规矩，不服不行。很多人上去前，不都备着个七八个节目？

“大春节闹喜庆，你来个交通堵塞、官员腐化、环境污染、住房困难，这4个节目要往那儿一堆，整个气氛全完。”一位在央视文艺部工作多年的节目监督反驳道。

原央视副台长章壮沂也为相声的现状表示担忧，他真诚地说:“对文艺节目的审查，很细的明文规定倒是没有。但既然是上央视，不管什么节目，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思想，内容健康性，符不符合政策宣传口径。电视毕竟不是小剧场，拥有上亿的收视率，负责人对节目的把关必须全面。”

“什么都不怪，只怪相声从业者自己的无能！现在给予他们的还不够多吗？他们一面领工资，一面拿着大笔出场费，却不肯踏实钻研业务，不去真正地深入生活。据说有人连公共汽车站都不熟悉了，这样还想说出深入民心的好段子？如果说意识形态管理太严，那为什么80年代，梁左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一位不愿署名的曲艺评论家神情激愤地质问。

“可80年代却是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那时文学、美术都经过了深刻的讨论与反思，相声有没有呢？这是要质疑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评论员王晓渔对此不甚赞同。

“我也不认同将板子全打在相声从业者的头上。”以下，老作家肖复兴的一番话颇长，却引人深思。

“建国以后，我们一切都行政化了。行政化以不同形式不断渗透在各种文化当中。我们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有些违背了艺术的规律，在客观上对相声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制约。加上一些行政策略并没有真正梳理相声与现实的对应，使得相声越来越向晚会化、搞笑化跌落。

“相声的讽刺性在减弱，相声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回避，或者是绕着弯地讽刺。这也是为什么网络段子，手机短信比相声更显一针见血的原因。

“如果将相声的讽刺比作蜜蜂尾巴上的刺。那么这根‘刺’既是别人摘的，也是我们自己摘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消灭麻雀的全民运动，小小麻雀作为“四害”之一，成为在12年内要彻底被消灭的对象。尽管从事件一开始就有科学家顶住巨大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鸟，不应消灭，但他们的呼声并没有能够阻止一场针对麻雀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浩劫中，全国共有两亿多只麻雀被消灭。麻雀冤案持续近5年，在一批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正直科学家力挺下，经毛泽东亲自批准，麻雀终于从“四害”名单中消除，一场堪称奇观的全民“剿雀大战”才告终结。

不快乐的小麻雀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麻雀并不是无端受难，但全民大灭雀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没料到的恶果

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麻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人为浩劫。在这场被学者称作“人民战争”的灭雀运动中，不乏令人不忍卒读的“旷世奇观”。

尽管事情已过去50余年，很多“过来人”已不愿再去拨弄那根隐痛的弦，但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还原事件过程更大的意义是“以史为鉴”。

小麻雀遭遇灭门灾

事情要从1955年说起。

这一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农业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一个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年冬天，毛泽东外出考察，在杭州和天津分别找了部分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讨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问题，形成了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的内容就是‘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说。

后来，“十七条”经过补充扩大为四十条，并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25日，这个文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次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样，麻雀就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被列为“四害”，成了最迟要在12年的时间里被坚决消灭的对象。

其实，麻雀也并不是无端受难的，灭门惨案的发生与这种小动物的食性有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卢汰春介绍说，麻雀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繁殖期食害虫，并以害虫育雏，当谷物成熟时，多结群飞向城市附近农田啄食谷物。“当时在起草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负责人也曾就麻雀的益害问题咨询过鸟类学家郑作新，郑作新的答复是:麻雀的益害不能一概而论，在农业区它肯定是一种害鸟，但在果区、林区则有捕虫的益处。”

“然而农民常常是经验主义者，他们只看到庄稼成熟时，成群的麻雀飞到田里吃谷子，使农作物的产量受到损失，并没有看到麻雀也吃害虫。”罗平汉说，“所以，农民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起草者把麻雀视作害鸟，也在情理之中。”而对于应当把麻雀一分为二看待的专家说法，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薛攀皋认为，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斗不过农民的所谓经验，郑作新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于是，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报道:“青年团甘肃省委发出号召，要求在全省组织100万青少年，在冬春两季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青年团北京市委号召全市青年们广泛发动群众，从1956年1月7日开展一个打麻雀突击运动周，在一周内把城区和郊区的麻雀基本消灭。”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剿雀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在农业‘十七条’的酝酿过程中，全国各地的灭雀大战已经打响，随着农业‘四十条’的正式公布，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除‘四害’运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罗平汉说。

全民“剿雀大战”的能量指数却也并非一路走高至峰值，事实上，它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进入了一段缓和期。“从1956年底至1957年上半年“反右”运动开始，麻雀尽管还在打，但其命运有所改观，可以讨论了。”罗平汉说。

1956年四五月间，针对苏联在学术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多次表示在学术研究中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专门给科学家作了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受此鼓舞，一度沉闷的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

罗平汉说:“灭雀运动开始后，一些生物学家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消灭麻雀是最高层作出的决策，他们又觉得不宜贸然提出异议。‘双百方针’提出以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可以就麻雀问题展开争鸣。”1956年秋，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薛德等反对消灭麻雀的生物学家作了大会发言。他们提出应当用缜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麻雀的益害问题。但由于与会者观点不一，大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会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了一些生物学家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其中，薛德在1956年12月3日发表的一篇名为《谈谈麻雀》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促成了一场关于麻雀问题的全民大讨论。

一位山东读者来信反映了当地麻雀绝迹后的严重后果:白杨树的叶子不见了，上面布满了皮虫，呈现冬枯现象。一位南京读者在信中说，在城市里特别是大城市里，麻雀对消灭树上的害虫和清除杂草是会有一定好处的，麻雀的鸣声也能为城市带来一些生气，因此，在城市里不必消灭麻雀。

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薛攀皋回忆称，在拥护消灭麻雀的队伍中，最典型的是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他于1957年1月18日在《北京日报》上撰文称，“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并批评了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称他们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

也有外国专家参与到这场讨论中。1957年5月7日，在中国访问的苏联科学院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向《文汇报》记者阐发了对麻雀问题的看法。他说，麻雀对于人类的益害，要看麻雀生活在什么地方而定。苏联的情况是，在北部和森林地区，以及城市里，麻雀对人是有益的，苏联人民不予消灭。

“不知是科学家对麻雀的意见起了作用，还是苏联专家的看法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反正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对原来的‘除四害’条文略作了修改。”罗平汉说。修正案规定:“从1956年起，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算是在部分地区对麻雀网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