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同的靶子

“哟，有相声了。”

1973年，在姚文元审定的纪录片“五一游园”里，观众突然发现马季唐杰忠合说相声，欣喜莫名。

“文革期间老是那么几支歌几出戏，腻味透了。恢复曲艺组，马季他们从干校回来，创作了相声《友谊颂》。我一看不错，乘这事钻了一个空子，在电台录音播放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编辑陈连升说。

《友谊颂》在二七铁路剧场表演前，一位女的军代表大声叫嚣，咱们看节目时，要睁大眼竖起耳朵，挑挑有什么毛病。

结果大伙听着就入迷了，毛病都让笑声掌声淹没了。

1974年，为让身体不佳的毛主席开怀，中央电视台让久未说相声的侯宝林、郭全宝，合说了一百来段传统段子，并制作成了录像。

1976年全国文艺会演，局领导给王力叶下达了一个任务，让他为侯宝林写一个相声段子，“我写了一个讽刺苏修赫鲁晓夫的，这是让他正式出山。”王力叶说。

文革结束后，一度相声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

这其间热门的，要属马季的《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常宝华的《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姜昆与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相》，辛辣地讽刺了文革期间，人人无时不刻地背诵毛的语录的现象，而广受欢迎。

但凡聊及这一时段，无论天津北京，老少相声演员的观点也是空前一致——

那是段畸形的辉煌期。人们的笑声禁锢得太久了，太渴望笑了。哪怕你上台随便说一句，您来了，他们也要乐半天。

当时上下一致，矛头对准了一个靶子——王张江姚，讽刺他们一点问题没有。

最逗的是，相声不再逗人了

提起80年代的相声，人们津津乐道梁左写的段子，《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大新闻》、《小偷公司》。

相声评论家常祥霖赞叹，梁左是一个天才。他掌握了喜剧的规律——嘲弄神圣，“你看他后来写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不就善意地调侃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干部？”

梁左改写喜剧是90年代的事情。他在世时对相声的思考，我们仅能从他朋友的支言片语中，窥知一二:

他觉得相声上春晚，说的时间根本不够。相声需要“三翻四斗”，在不到5分钟节目时间里，根本没有“翻”的时间。

讽刺型相声想上电视，就要苛求分寸与内容。如果一旦涉及社会敏感话题，基本不保。有一出相声《民族乐》，内容上他不觉出彩。只因为是歌颂型相声，演员又是少数民族，于是就上了春晚。某领导审查时说，按条件不够上的，可是难办哪！他弄不明白，这有什么难办的？

“他心里有过不平。他说我一个段子哼哧哼哧写半天，别人都拿去发财了，我算什么回事？”与梁左相识的陈连升补充道。

天津曲艺作家王鸣录很理解梁左的这一想法。他以为这也是九十年代后相声呈现滑坡的一个原因。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沉下心来创作的人本就不多。当发现自己辛苦的产出，捧红了一个个相声明星后，而自己一次性的所得竟与之相形见绌时，谁能完全做到心理平衡？这种情形下，怎会产生精品？

“相声最好是相声演员来写，因为他们懂得其中的窍门。往年间的艺人们肚子里装着五六十个段子。现在我问一些相声演员，他们中间顶多就会四五个老段子。老段子是经过了艺人们的实践得出，千锤百炼流传下来，那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啊，没有这个底蕴，他们就写不出来。就算他们想搞点讽刺性的东西，也不会运用这种手法。”老漫画家方成心疼地说。

“断代。一次次政治运动造成了相声的断代。创作上断代，与传统的断代，欣赏审美上的断代。”田立禾发出了一个老艺人的悲鸣。

2002年，相声评论员彭俐观赏了一场新相声小品晚会。晚会取名为《越来越好》，可按他的形容，恰恰相反，“大部分作品像温吞水一样”。

他干脆拿出笔来，摘取其中的“包袱”:

“崔永元的腿比脖子短。”

“我从来不穿衣服。”

“葛优充靓妹——没毛。”

“我是你大爷”……

“凭良心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反问我。

在《最逗的就是相声不逗》一文中，他写到:相声不讽刺，就会被讽刺……人们不满意相声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渴望相声担当起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落后观念与习俗的重任。

也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在五一黄金周举办全国相声大赛。其后的第三届与第四届大赛，有人讽刺为“看不到相声的相声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