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国，政治是一个复杂、危险而又甜蜜的特殊职业，官员们大都只是在使用和享受着政治的特权和舒适，而很少去理解和履行真正的政治责任。其实，真正的政治家，并不仅仅是那些手握国柄、经略风云的股肱巨擘，而是每一个公务员，是不是在各自所处的岗位上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所欠缺，而任仲夷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职上，竭尽全力，敢踩逆流，不避斧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岭南开太平，尽到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尽到的几乎全部天职。

但他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阅尽沧桑，大彻大悟，洞察世事，知其能所为，亦知其不能为。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一位奋勇的开拓者，冒险者，同时又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失落者。

任仲夷退休的1985年，广东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国第一位。岭南大地已经全面发酵，物阜民丰，山河肥美，而只有他自己萎缩了。他的体重比上任时减少了近30公斤，身材也矮小了5厘米，他瘦弱成了一个干巴巴、颤巍巍的岭南阿公……

卸任前，他又一次去了深圳。站在文锦渡口，眺望着两岸星河般灿烂的灯光，他笑了，他的笑容一如这星河般灿烂。

他挥挥手，他要告别这一片灿烂的星河了。

这是一次平静而隆重的谢幕……

任仲夷退休时，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他决心把自己的余生交给这片土地了。

生为岭南人，死亦岭南土。

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像一株粗皴枯朽的木棉树，但他思维的枝叶依然滴青流翠，他激情的火焰仍旧喷薄迸溅。而且愈到晚年，其情愈殷，其心愈烈，烈烈如火，殷殷似血。他用颤抖的双手高捧着自己滴血的心脏，向他的后人向这个民族奉献着最后的真诚……

他惋惜邓小平的主要不足是没有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在经济改革基本成功之际适时地进行政治改革。

他大胆建议，中国可以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创办政治特区，例如把海南岛划分出去，进行民主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

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慧解:“和”由“禾”与“口”组成，意为人人有饭吃；“谐”由“言”和“皆”搭配，含义人人可说话。所以，和谐社会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社会民主，言论自由。

……

哦，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让我们理解这位可敬的老人的一颗大爱之心吧。

任仲夷晚年交往的多是激进派民主人士。2004年3月的一天，他突然吩咐儿子把家院的门槛锯掉。家人大惊，原来是北京的好朋友于光远要来了。于氏小他一岁，已经瘫痪，出行需乘坐轮椅。于光远到来后，90岁的他颤巍巍地推着轮椅上的老友，慢慢地在东湖边散步、聊天，累了，就坐下来，静静地看着湖畔晚霞般漫衍的猩红的木棉花，那是生命的火焰，那是岁月的叹息，那也是他永远的遗憾和隐痛啊……

公元2007年11月，我去采访的时候，任仲夷已经逝世两周年了。

我穿过繁华的广州街市，去银河公墓凭吊。浩瀚的碑群中，静静地矗立着一块普通的石碑，碑面上只是嵌刻着他的名字。如果不注意的话，来往的人们根本不会联想到他。可他的碑石似乎是一块奇异的磁铁，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脚步。人们站在他的面前，垂首弓身，默默地致敬，或上前抚摸一下石碑，似乎在与主人对话，似乎在与主人握手。而那块幸运的碑石，早已被抚摸得光光亮亮的，像老人慈祥的笑脸。

他的儿子告诉我，临终时，任仲夷早已不能言语，但意识里仍然半明半昧，交代完遗言后，似乎仍有牵挂，便用手指为笔，在儿子的手掌上哆哆嗦嗦地写字，让把生前所用的老花镜、放大镜、收音机、钢笔与他的骨灰放在一起。

哦，可爱的老人，即使在天国里，他也在惦念着这片土地，凝视着这个民族……

我相信，1000年之后，当广东的后人们在数念起20世纪时，仍然会敬重他的名字。

岭南的疆土上肃立着数不清的木棉树，像一枚枚火炬，在默默地燃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