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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二八”事件研究综述

2007年02月27日 15:46投票数：顶一下【大中小】

（二）关于事件的起止日期和阶段划分

“二·二八”事件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对事件的起止日期和阶段划分，人们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当时的国民党官方所指称的“二·二八”事件，起自1947年2月27日（缉私人员闯祸），止于3月12日（当局宣告台湾平定），共14天。

刘胜骥把事件视为暴乱，认为事件起于2月27日，止于3月10日。[36]

有学者把事件分为3个阶段：（1）2月27日至3月5日，反政府分子采取攻击性的暴烈行动，占据城市，向有关当局提出各项要求；（2）3月5至8日，政府政策由妥协趋于强硬，决定不计代价镇压暴动；（3）3月8至15日，政府执行强硬路线，“镇暴部队登陆台湾”，加上台湾原有的军警力量，“轻而易举地，毫不容情地就把暴乱敉平了”。[37]

陈仪深虽然也把事件分成3个阶段，但与上述划分法有所不同：（1）2月27至28日，暴动发生并蔓延；（2）3月1至7日，处理委员会积极进行政治交涉，提出政治改革要求，陈仪政府一面妥协让步，一面向南京政府求援；（3）3月8日至5月16日，刘雨卿的第二十一军（原整编第二十一师）登陆台湾，进行镇压，至5月16日魏道明接替陈仪主掌台湾，解除戒严。[38]

李乔则认为，事件起于2月27日，止于5月31日，“理由是六月后已少有处理二二八的有关事务的报章报道了”[39]。

对于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吴密察做了这样的分析：官方将事件局限于2月27日傍晚到3月12日，“显然在强调这段时间里蜂起的台湾人‘聚众施暴’”，而民间将事件往上追溯，着重在说明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其中的主题当然在数说行政长官公署的失政和台湾人累积的不满”，而往下延到5月份，是因为国民党军警对台湾人的杀戮和逮捕，“要到三月九日才开始”。[40]

美国学者马若孟把“二·二八”事件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内进行观察，把事件分为5个阶段：（1）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台湾人民的不满业已浮现，但对陈仪政府仍抱有期望；（2）1946年5月至1947年2月27日，紧张气氛持续升高，台湾人民的怨怼情绪渐趋强烈，与外省人的关系日益紧张；（3）1947年2月28日至3月10日，台湾各大城市爆发暴力事件，国民党由大陆派来的军队开始镇压行动；（4）1947年3月11日至5月5日，厉行镇压，实行恐怖统治；（5）1947年5月15日至1949年底，台湾人民的愤懑被平息。[41]

（三）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1947年3月2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成立，3月10日被陈仪解散，仅存在9天时间。

国民党当局对处委会持完全否定态度，甚至斥之为非法团体。有学者虽不赞同将处委会称为非法团体，但亦认为，处委会“原系为了处理事件之善后而生，但旋即演变成一个要求政治改革的团体”，“它显然有意乘着整个民变的态势，藉机向统治当局提出具体的政治改革要求”。[42]

3月6日，处委会提出处理大纲32条（后增加为42条），被国民党官方指控为野心分子“迹近反叛中央”的要求，后之学人对处委会此举也有提出批评者。如黄富三指出，“处委会的所作所为固有崇高理想与反映民意的一面，但也有因受到渗透、分化及运作，因而失控乃至堕入陷阱的一面”。“处委会或主动或被诱引，不断地升高其政治目标，终于引起国民政府之强力镇压”。“处委会以地方高度自治为主轴的政治要求完全抵触中国自古至今中央集权统治模式与国府的政治理念，武力镇压几乎是必然的结局”。[43]

陈芳明则从台湾自治运动发展史的角度辨析上述判断之误。他对日据时期的自治运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自治主义、战后初期的自治观念进行考察后指出，处委会的政治诉求，与台湾固有的自治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台湾人发起的自治运动，最主要是把台湾社会当做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并且根据台湾人的要求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透过和平改革的手段，达到自治的目的”，是台湾自治运动的主调，处委会的要求正反映了台湾人“这种自治的愿望”。[44]

有人认为，处委会自始即被陈仪玩于掌股之上，陈仪深不同意此种看法，认为在讨论处委会的政治立场和角色定位时，虽然应以台北处委会为主要对象，但“不能忘记尚有分布各地且名称不一的‘处委会’”，这些组织的“陆续成立，主要亦是顺着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由当地的民代士绅为主自动组成”。仅以台北处委会来认知处委会是不妥当的。[45]

（四）关于死伤人数

“二·二八”事件之死伤人数也是有关各方及学术界意见分歧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数百人到十几万人，差数非常之大，且至今聚讼纷纭，难有定论。有学者曾列表加以统计，从中可看出此问题的复杂性。

各界对“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之统计[46]

作者/资料/事件中死伤人数

白崇禧/《白崇禧报告书》/1860人

杨亮功、何汉文/《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2012人

《纽约时报》/“1947年3月14日南京专电”/2200人

苏僧、郭建成/《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2600余人

王　康/《二二八事变亲历记》/2000—3000人

台湾警备司令部/《台湾二二八事变记事》/3200人

保安司令部/《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 6300人

《纽约时报》/“1947年3月22日专电”/10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