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要回顾

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解释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从1947年事件发生到20世纪50年代初，二是1987年至今。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只做一简要回顾。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岛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分析事件的原因，描述事件的过程，研判事件的性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有关部门则编辑出版相关书籍，向外界公布所谓的“真相”，尽力推脱责任，诿过于人。流亡大陆或香港的部分事件参与者也撰文著书，记录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以反驳国民党当局的污蔑与诋毁，并对事件的起因和性质做出自己的解释。此一时期的著述多以记录事实为主，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后之学人多将其当做资料来使用。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曾在延安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文告，把这次事件称为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自治运动。此后，中共官方对事件的解释大体不出这个范围，但在不同时期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陈芳明把中共的解释分为5个时期：（1）1947至1949年，革命史观时期；（2）1950至1957年，反美史观时期；（3）1958至1966年，新民主主义史观时期；（4）1966至1979年，“文革”史观时期；（5）1980年至今，和平共存史观时期。[①]1987年以前大陆学者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受中共官方观点影响颇大，鲜有独到的见解，研究成果也不多。1987年“二·二八”事件40周年以后，大陆学者对“二·二八”事件倾注了不少心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加上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学者们的观点也趋于多元化。

不过，“二·二八”事件研究的主场地还是在台湾。1949年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维护自身统治，于1950年5月23日宣布“二·二八”事件全部结案，从此全面封存历史资料，掩盖历史真相，把“二·二八”事件当成台湾的第一号禁忌，禁止任何人谈论。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台湾几乎没有人敢提“二·二八”事件，遑论进行学术研究了。[②]但是，岛外的台湾人不会忘记“二·二八”的悲情。1960年2月，流亡日本的王育德与东京大学留学生黄昭堂、廖建龙等6人创办《台湾青年》双月刊，宣传**理念。1961年2月，《台湾青年》创刊周年，首度推出“二·二八特辑”，公开“二·二八”被杀及被捕的部分台湾精英名单，还发表了“二·二八”日志，及王育德等人的回忆文章，“对当时海外台湾人和留学生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③]1970年4月，杨逸舟以日文出版《蒋介石与台湾：以“二·二八”民变为中心》（东京，三一书房）。1975年3月1日，旅美台湾同胞在纽约举行“二·二八起义纪念大会”。同年，韦名编辑出版了《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张富美发表“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林茂生的传记《青山碧海共长存》（台北《亚洲人》1980年12月号）。1981年，叶芸芸发表《二二八事变中的王添灯》（美国加州《台湾思潮》第2期，1981年7月）。1983年夏，叶芸芸主办的《台湾与世界》杂志在美国纽约出版，从第3期开始注意“二·二八”史料的整理工作，并成立“台湾二二八事变研究中心”。

岛外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著述流传岛内，在台湾产生一定影响，一些台湾青年开始关注此一敏感问题。1983年，台湾“国安局”为回应海外台湾人对“二·二八”事件的批评，筹建“拂尘专案”，搜集台湾内部资料，包括警备总部、情报局、调查局等部门的资料，由苏僧、郭建成合著成《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于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南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在台湾学术界最早尝试突破当局禁忌者是李筱峰。他于1985年写成硕士毕业论文《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1986年2月由自立晚报出版社出版）。他在序言中说：“感谢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使我大胆地研究起‘敏感的’现代史，尤其是台湾现代史。”李的论文虽称不上十分成熟的“二·二八”学术研究，但却是打破坚冰的先遣队。他在研究战后初期民意代表的大前提下，介绍了“二·二八”事件中10位死亡及30位遭逮捕或通缉的民意代表的生平事迹，巧妙地打破了“二·二八”的禁忌。

1987年是一个转折点。2月13日，为纪念“二·二八”事件40周年，陈永兴等人发起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组织同志走上街头，祭悼亡灵。2月27日，许倬云发表文章，就“二·二八”事件提出5项建议。[④]2月28日，由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全美台湾同乡会、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和《台湾文化》双月刊共同主办的“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的南湾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广泛探讨“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及影响。7月，台湾“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出版《走出二二八的阴影》（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专辑）。

从此以后，“二·二八”在台湾不再是令闻者色变的最大禁忌，许多长期保持沉默的人士，无数对政治感到冷漠的知识分子，都纷纷跨出自我设定的禁区，重新面对历史和现实。“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正式浮出水面，冰山开始融化了。

1989年8月19日，嘉义市公园立起了全台湾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民间要求当局为“二·二八”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1991年1月17日，台湾当局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以处理该事件的相关善后问题。同时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负责撰写“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以备当局参考。

1992年2月，“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如期公布，内容主要是叙述事件的背景、爆发、经过，以及当局的因应、事件的平复、伤亡与受害及当时的救恤情况。

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行，先由曾道雄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来慰灵，悼念死难者。李登辉出席致词，这是台湾45年来“第一次朝野一体以公义与爱的精神，用美丽音乐来纪念二二八事件”[⑤]。

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和平公园落成，李登辉代表当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4月7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10月7日生效。“行政院”于1995年12月18日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者赔偿抚恤事宜。[⑥]随着台湾当局态度的改变，台湾省学术界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渐趋高潮，学术论著纷纷问世，学术讨论会接连召开，大部头的资料集相继出版，档案材料深度发掘，口述史资料卷帙浩繁[⑦]，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至于观点则更是见仁见智，呈百家争鸣之势。

下文拟打破时间和地域的界限，以台湾学术界为中心，对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介绍和总结。因文献浩繁，且多出版于台湾，搜求不易，加上个人识力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请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