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文化密码

——从老城厢到外滩

“上海”从开埠起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地域概念，上海地理成为了解读上海文化密码的关键，也成为上海城市进化中永不褪去的底色

特约撰稿/张鹭(发自上海)

“你喜欢直白的可以去看小沈阳，喜欢直白带含蓄的可以去看郭德纲，喜欢含蓄的请看周立波。”看似口无遮拦的周立波，在台上并不惮于拿自己与同时代的另两位话题人物做比较，他用的比喻听起来有点刻薄:一个吃大蒜的，怎么能和一个喝咖啡的相提并论？这样的撇清每每引发台下上海人会心的爆笑。

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聊起上海人的话题，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主动把话题引向了周立波。在他看来，周立波此言并无褒贬的含义，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如果说赵本山和小沈阳熟悉东北人的文化密码，郭德纲深谙天津人的文化密码，那么周立波是切中了上海人的文化密码。”按照他的解释，这里的“文化密码”指的是共同的生活方式与历史经验。

“喝咖啡的上海人”，其文化密码又是什么呢？“从小看着钢窗蜡地，吃的老大昌的面包和掼奶油长大”的周立波曾打比方，这就好比“豁铃子”(以暗示、言外之意让对方知晓)和“接铃子”(对方会意)，“哦，对上了，开心啊。有的新上海人也来看，一直问，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听不懂。上海朋友乱笑，跟你讲不清楚，讲了你也不懂。”

1952年，罗兹·墨菲在动笔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时，朝鲜战争还没结束。他在该书末尾预言，“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因素，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兴盛。”

事实上，被这位历史地理学家认为是上海崛起的最重要的先赋条件——上海独特的现代性的起点，正是英国殖民者对其地理优势的发现。如果说地理因素是上海成为现代中国之匙的关键，那么，依然是城市地理，将上海的文化经脉内外勾连、一气贯通。

老城厢的生活

上海公交11路走的是一个环线，这条线以老西门为起点和终点，围着人民路和中华路绕了一个圈。从老西门出发，坐两站地在老北门下车，回头走一小段就是大境阁。供奉关帝爷的大境阁少有人光顾，也就没有香火，只在关帝座前用红色灯泡意思一下。

大境阁对于上海的重要性在于，这里保留着一段近50米的上海老城墙，证明着上海老县城的历史成色。信步进去游览，不经意间可以在青砖上发现“咸丰五年，上海城砖”的字样，可名牌会告诉你，这城墙可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的。大境阁二楼的展览馆里，1885年的《上海城厢租界全图》上显示，彼时的上海老城厢被一圈周长九华里的圆形城墙所围绕，城墙以北就是法租界，法租界以北就是英美的公共租界。

“城墙在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搞自治运动时，被自治运动的领军人物李平书力主拆掉，护城河被填平，形成了现在的人民路和中华路”，上海原南市区文化馆馆长顾延培介绍。而老城墙的九个城门，只保留了名字，变成环老城厢的11路公交车的站名。

顾延培在老城厢住了60年，他的办公室所在的文庙路是老城厢的心脏地带。穿过文庙和杂乱的路边店再往里走，就到了居民区。不足3米的小道两旁，遍布带老虎窗的尖顶房子，路人一眼就能从敞开的门窗里看见主人的全部家当。屋外的竹竿上，胡乱挂着汗衫、女人的内衣裤和袜子，穿着睡衣的主妇提着篮子从菜场回来。

用上海人的话说，这里是典型的“下只角”。顾延培承认老城厢的杂乱，“进得去出不来，转弯抹角的像迷宫一样。”但他还是对这个提法有点不快，“原来，开埠的地方(租界)才是下只角，我们这里叫‘城里’的。”因老城厢700年的文化底蕴而骄傲的顾延培，乐于向你提及老上海县城的繁盛，“上海的市徽图案是一艘五根桅杆的沙船，上海县城就是因为沙船业而兴起的，因为沙船大，不能靠码头，只能停在江中，用驳船去卸货，最盛时江中停着3500条这样的沙船。”

上海古老的沙船业随着外国轮船运输的兴起而衰落。“从1860年代开始，报纸上已经有了贱卖沙船的广告，1880年代后，一些大的商船号相继破产。”研究上海老城厢兴衰过程的上海史研究者何益忠曾表示，“上海的主港区从现在的南码头到十六铺这一地段，北移到租界的沿浦地段。这对以港兴市的老城厢是个沉重的打击。”

以人民路(解放前称“民国路”)所在的城墙为界，上海被分成奇异的两个世界。即使到了1941年，据罗兹·墨菲观察，仍旧可以在三四个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10英里；水稻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延伸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

“老城厢每到晚上都要关城门的，租界那边也要把铁丝网拉上”，顾延培介绍说，1912年推倒城墙后，这种夷夏之防也丝毫没有减轻，以人民路的中线为界，南边属于老城厢，北边属于法租界，于是上海最奇怪的一条路出现了:路中线以南的一半是上海传统的石子路，路中线以北的一半是现代的柏油路。

租界里的法国人几次想把商业势力渗透进路中线以南的老城厢，都没成功，其中隐含的民族自尊是，“没开发的土地让给你，可以；想在我们已经开发的地方开店，不行。”

顾延培不同意把上海现代性的起源完全归结于租界，因为在他的老城厢，同样也有现代文明的种子。他提到被余秋雨称为“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的徐光启，这位明代的基督徒官员重视科学和实证精神，他喜欢钻研数学和历法，引进马铃薯解决饥荒问题。

“一说徐光启很多人都想到徐家汇，但他其实只是葬在那里而已，他真正生在我们老城厢的乔家路，现在故居还在。老城厢的尚元街，就是他当年搞实验的地方。”

外滩，上海人的职员人格

作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无论是作为欧洲古典建筑和近代建筑折中式的上海总会大楼，新古典主义的怡和洋行大楼，都共同洋溢着资本的荣耀感与自信力。只有走在这些雕饰繁复、巍峨厚重的建筑之下，才让人感觉，这才是真正到了上海。

这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从记者偶然发现的一个细节可见一斑:一位坐在大楼外休息的年轻保安，手里拿着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份美国《纽约时报》在翻阅。记者好奇地问，“能看懂吗？”“嘿嘿，看不懂，看看图片啊。”

外滩上东西向的马路，无一例外地东靠黄浦江，向西呈放射状延伸。这是早期上海租界的生长轨迹。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介绍说，开埠初期租界的人口很少，开埠10年后的1853年，公共租界的人口也不过是外侨200多人，华人500人，这些华人以买办为主。顾延培说，这些人多任职于银行和洋行，“原来是老城厢的钱庄和杂货铺的伙计，也有广东来的，后来钱庄的资本小，被外国银行挤垮了，杂货铺的待遇也不如洋行，懂英语的伙计都被挖走了，就成了最初的买办。”

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在1938年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估计，到了1930年代，这些分布在市政机构、警察机关、洋行、工厂、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的旧式职员，有二三十万，居全国第一。

他们往往出身贫寒，在洋行里从练习生开始做起，穿着整齐，时刻注意保持发型，不在办公室吸烟和吃东西，听从上级的命令而很少争辩，因为在这个外国人的特权社会，外籍职员掌握着关键技术和职位，让他们注定升迁无望。用社会阶层的名词对号入座，他们属于职员阶层。“小心谨慎，不外露，不张扬，有事放肚子里。”顾延培认同，这种“职员人格”几乎就是上海人性格的写照。

“上海职员的待遇是很高的。老上海人有个说法，海关是金饭碗，银行是银饭碗，邮局是铜饭碗”，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1920年代，一个洋行的高级华人职员月薪能拿到2000块，邮局的一等职员工资是400块，一个普通缫丝厂女工的工资是三四十块，连黄包车夫也能月入15块。而同时代的北京，陈独秀作为北大知名教授，月薪不过200块，而曾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青年毛泽东，那时的工资为8块。

待遇优厚固然是上海市民向往职员阶层的原因，但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的留学生、大学生和科技、工业资本家这样的资产阶级替代旧式绅商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也使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成为上海社会的主流意识。“他们有新式的文化修养”，这也是《花样年华》式的小资情调得以孕育的基础。

“上海人的这种‘火鸡性格’‘办事员性格’，从好的方面讲，是踏实、理性；但在胆量、魄力上也有局限，做事有点瞻前顾后，凡事要想三步。所以你看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很少有创业的，创业的都是敢想敢干的温州人。”上海作家叶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上海的资本市场历来兴盛，惧怕创业风险的上海人，无论是职员阶层还是小市民阶层，都惯于将业余投资作为获得收入的手段。而投资与投机，往往只有程度的差别。樊卫国介绍说，从19世纪末起，一些洋务派的军工企业搞民间集资发行有形股票，就发生过股灾，商人从钱庄贷款，贩夫走卒也把自己的老底拿出来，结果股价一泻千里，很多人被套在里面。“过去上海的老话，吃力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吃力。”樊卫国说，一个世纪以后的1990年代，电影《股疯》很真实地拍出了上海人的这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