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第二天，齐善海出门做工，我到地里摘了30多斤苹果，连同刘婷一起背在身上，牵着刘芳走了。

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乡里，把苹果卖了35块钱。

来到车站，我当时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找车站的人打听，人家说昆明好找活干。我就决定去昆明。可找到昆明的车后，司机说30块钱一个人，我的钱不够。后来司机看到我脸上的伤，又带着两个孩子，知道我是打架跑出来的。最后他让我给他25块钱，让我们娘仨上了车。

尽管很饿，但只剩十块钱了，不敢买吃的。刘婷还小，我怕她在车上哭，就买了一瓶水，当时我想，再忍一忍，到了昆明就好了，我只想走得远一点。

带着两个女儿在昆明生活

坐了一天一夜的车，终于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昆明。

刚到昆明，在王家桥附近找了个房子，那时候都是土房子，房租也便宜，一个月也就二十三块钱。

住下之后，就开始找工作。因为没读过书，只能干些体力活。我在工地上找了个“土石工”的活干，就是帮人家挑沙灰、打混凝土。尽管很累，有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但平均9块钱一天的工钱，算是不错了，那时生活费用低，青菜才一两毛钱一斤，能养活两个孩子了。

在昆明安顿下来之后，也逐渐忘记了之前所遭受的痛苦，但偶尔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害怕。所以出来几年都没敢和家里联系。

(张安芬母亲告诉记者:张安芬出走第三天齐善海就来家里找过她，后来发现她并没有回家，这时才知道她已经跑了，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她跑去了哪里，还带着两个孩子，是死是活也说不清。)

直到4年之后，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事了，就找了个人帮我写了封信给我姐姐，我告诉姐姐我在昆明打工，一切都好。在这之后，条件慢慢好了起来，家里也装了电话，才和家里有了联系。

尽管和家里联系上了，但我始终不敢回家，还是怕齐善海。直到今年3月，我父亲70岁生日，外面的儿子姑娘都回家了，正好刘芳要办身份证了，我才带着刘芳回去一趟。(编者注:当时已经是3月16日事发之后，张安芬回家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昆明发生的事情)

刘芳当时回了趟齐善海家，见到了她的爸爸。刘芳回来告诉我说，她一进门，他们全家人都抱着她哭，没想到我能把刘芳带大，并且说已经不怪我了，当时是齐善海年轻不懂事。

走的时候，齐善海给了刘芳1000元钱。

相识刘仕华

我一直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直到2004年认识了刘仕华。

当时我在一个工地做工，刘仕华也带着几个工人在那里干活，老板给刘仕华介绍我，说我出来好多年了，一直没有男人。

从这就认识刘仕华了，谈了三四个月的恋爱，彼此也了解到对方的情况，他是贵州毕节人，我知道他曾经因为偷马坐过牢，并且他老婆也因此坐牢，他有一个女儿，也就是陈艳，在老家跟爷爷生活。他也知道我带着两个女儿，并且一直没有办离婚手续。他说，“没事，我在贵州老家还有几亩地，今后在昆明要是过不下去了，还可以回老家种地。”

他对我很好，对两个孩子也很照顾。我们在一起之后第二年，儿子刘虎就出生了。

这个儿子对刘仕华来说极其重要。刘仕华家里四兄弟，老大早年就病死了，老二和老三虽然结婚了，但一个没有孩子，另一个倒是生了个儿子，但也病死了。刘仕华也是个苦命的人，生了个女儿没多久就坐牢了，刘家一直没有“根”，和我生了个儿子之后，他们全家都很高兴。

有了刘虎之后，我和刘仕华就不再做建筑工了，我们在街上摆了个早点摊，卖豆浆油条。

因为当时还想再给刘家生个儿子，2006年，我们最小的一个女儿刘颖出生，尽管是个闺女，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这之后，因为家里人口多了，摆早点赚的钱太少，刘仕华又出去找工程做了。因为他的二哥和三哥在西双版纳打工，告诉刘仕华那边的工程比较多，建议我们过去找活干。

听了哥哥的话，我们全家搬到了西双版纳。在那边确实活要好干一些，但没想到刘颖一到西双版纳就开始生病，因为水土不服，那边太热，生了八个月的病。

没有办法，全家又搬回昆明。刘仕华继续打工，我就在家里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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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的到来

刘虎出生后，刘仕华的父亲一直想看看这个孙子。在刘虎八个月大的时候，我和刘仕华带着刘虎回到了毕节。

刘虎性格很怪，从来不让生人抱的。但那次，他爷爷抱着他，还用胡子刮他的脸，他不哭不闹，爷爷高兴得不得了。

也许是天意吧，爷爷在见到这个孙子后不到两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这样，陈艳在老家没人照顾，我们把她接到了昆明。

陈艳当时在毕节读的是小学四年级，来到昆明后，我们给她报了个学校，读5年级，和刘芳、刘婷在一个学校。

陈艳学习不好，放学后经常会被老师留下来。虽然不爱读书，但陈艳那时很听话，从不出去玩，放学回家还会照顾弟弟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