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裁掉20个，厂子一样运转，而减员增效的利润就是20多万元。”高建雨早就算过这笔账，由此他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一些国有企业要改制。

“现在人人都盯着钱。”老支书也承认这一点，“没钱没法过日子。”

老支书甚至特意调查过，就在村委会所在的这条街上，做买卖的社员已经有100多个，小门市部有30多个。大多数人过得挺好，还挺赚钱。

“形势就是这形势，个人改变不了。”这位坚持集体经营的老人也不得不转变思想，“只要有效益，劳力有出路，就可以干。”

今年，村里就为一位养猪大户划拨了60亩地。对方除了每年要交给集体6万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雇员必须从本村的社员里选。

于是，这个曾经不允许个人单干的集体，近年来也开始鼓励甚至每年拿出60万元来资助社员发展个体私营，通过这种手段来转移集体中剩余的劳动力。

对吕家庄村来说，这是一次不知不觉、或许也是不情不愿的转型。

老支书得了抑郁症

老支书真的老了，村里这个岁数的老人如今只剩下8位。那些他看着长起来的娃娃有的都已进入暮年。村里不少年轻人从来没见过这位最高领导人。

全村的社员大会很久没有再开过。大喇叭里的宣传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推销太阳能热水器的广告。

2006年10月17日，那时各村党支部都在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时年88岁的高能权好不容易把42页材料读完，开始写心得体会。写着写着，突然一阵头晕，自此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并开始发烧。

社员们把老支书送到省城医院住了18天，一番检查之后，医生开了一种叫黛力新的药。

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得了抑郁症。

“您是不是该培养接班人了？”据说，各级领导来参观考察，都好问这个问题。

吕家庄村的领导班子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因为20多年来没怎么调整过。老支书的小儿子高久信刚被选为支委的时候才25岁，如今也已经年过半百。尽管如此，他也仍然是9个支委中最年轻的。还有两位56岁，一位58岁，其余的都已经六七十岁。

尽管人们都知道支书是选举的，但是人们也都很在意老支书的意见。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含含糊糊。社员们猜测，或许是没有他看中的人。

由于这个集体和老支书的存在，吕家庄村至今仍被各界人士另眼相看。老支书声名远播，有些地方想把老支书树为典型，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他的精神。后来老支书写了封信寄去，信中说工厂关门了，帽厂订单也少了，鸭梨降到13元一箱也卖不出去……

“谁不想干好啊，可干好不容易。”老支书叹了口气说道。

这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个上什么企业都赚钱的时代了。

支委高久信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都说纤维素赚钱。那一年光晋州市就上了50多家私营企业。结果价格从4万元一吨掉到两万元一吨。

村干部们都在庆幸当时没跟风上这个项目。“市场规律吧，你不好说这事。”高久信说，就像猪肉价格从高峰跌到低谷，现在又回升了，真闹不准。

一个相对稳妥的想法已经得到了老支书的认可，未来吕家庄村打算用集体的土地入股，引进大的企业，同时解决社员就业问题。

但是，干部们南下北上去考察过梨汁厂、方便面厂，还有一个手机充电器厂，却因为种种因素，没引进成功。

“如果您再年轻20岁，是不是这些就不成问题了？”有人问老支书。

老支书笑了，脸上闪过异样的羞涩，就像是个孩子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表情。

无论如何，老支书再也无法像当年那样南下北上为集体奔忙了。

他挥着手与记者道别，然后转过身，向屋里走去，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动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