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又嫖又赌”

张云良曾多次透露，女儿每月给他寄3000元用于治病和生活，后来才改寄1000元；

大约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张云良有些拮据，开始向胖大姐家借钱；

至于嫖，多数的邻居持怀疑态度，但也有邻居评价他“是个老色鬼”

张云良开始离家的时候，两个女儿都很小。据熟悉他女儿的人透露，虽然父亲没怎么照顾过他们，但他要钱时，两个人还是满足要求。她们还一直劝他回来安享晚年，但张云良没有把女儿的话当回事，后来，两个女儿也心灰意冷了。

在成都，张云良曾多次对人透露，他女儿一个月给他寄3000元用于治病和生活，后来被他朋友回去说了又嫖又赌后，才改寄1000多元。张的一名老乡说，有些时候为了向女儿要钱，他会让老乡帮助自己给女儿打电话，说自己病得厉害，再不寄钱就要死。老乡对这个做法也不以为是。

大约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张云良在经济上开始有些拮据，开始向胖大姐家借钱，“也都是50、100的”，但很有信用，女儿的钱一寄到，马上就还了，但今年以来陆陆续续借了一共1200元，一直没有还上。出事后没几天，他的女儿曾来过，胖大姐说本来想等着后事料理完了跟他的女儿“提一提还钱的事”，结果老张竟然是纵火犯，“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就当打麻将输了”。

张云良打麻将输了不少钱，这可能是他经济变得拮据的另一个原因。附近理发店老板说，老张在理发店老板处理发时老谈打牌的事情，女老板记得有一次他用普通话对其说:“今天又当了‘兔子’，被他们宰了”。她听说老张今年以来就已经输了2万多，还说因为被女儿管住了钱，所以“今年不敢大赌了”。

张云良生前主要是在胖大姐开的麻将馆里打麻将。胖大姐的说法是他们打的麻将都不大，就是在当地最普通的“一两块钱的”，半天下来输赢几十块而已。“他要是有那么多的钱打那么大的麻将，还会欠我1000多块钱呦”。

而在陆凤祥记忆中，张云良是从来不赌的。

关于张云良“赌博”，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张在当地赌得“比较大”，“5块10块20块带花的”，一晚上输赢几百上千，斗地主是“2、4、8、16元的”，每次也要几百块的输赢。

他最后一次交房租是5月底，即死前的一个星期左右。而在6月初，女儿照例寄来1000元。他的房租是每月不算水电费150元。

至于嫖，多数的邻居持怀疑态度，“他是那种打屁都还要人按出来的人，还咋嫖？”胖大姐说。值得一提是，张云良此前房东，怕他病恹恹死在家里不吉利，不愿意再租房给他，因此他才搬到了现在的房东这家。在当地，有些租客是长期病号，死在出租屋里时有发生，很多人都不愿把房子租给这样的人，

在当地流传一个关于张云良与女人说法，有阵子他带了个20多岁的女人过来包了一个房，最开始还以为是他女儿，后来才知道是军区总医院的实习护士，而他自己开玩笑承认喜欢的女人是胖大姐，“所以才去胖大姐那打麻将”。

据了解，警察此前曾率先对周围的各类“按摩院”进行了排查，当地人说，以前这里很多简陋的声色场所，警察几乎带走了每一个按摩女，之后，这些大大小小的按摩院就在当地消失了。罗大汉倒是经常看见有女人去张云良房间，“老的、年轻的都有，但没问过。”他说，此处租住房屋的主要是做生意的、搞货运的、看病的、做工的都有。

老邻居谢大富(化名)觉得，说老张又赌又嫖是准确的，“因为他自己也经常对别人这样说，周围的人都知道，警察的说法没错”。“是个老色鬼”。也有邻居这样评价。

“最后的晚餐”

6月5日早上7点多，罗大汉看到张云良提了两个纸质手提袋出门，说“我进城”；

“那么多的汽油带在他身上，从我身边经过我却没有闻到一点的汽油味道”，罗大汉猜测后来汽油可能是由装饮料的那种塑料瓶带上汽车

警方的通报中提到，“张云良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似乎从来没有表现出厌世的情绪”，有的邻居说。而包括陆凤祥在内的苏州家乡人，都说张云良性格开朗、乐观、外向。

但厌世的情绪还是有的，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谢大富承认，如果不是大意，悲剧似乎是可以避免的。

6月4日晚上，谢大富正要出去耍，下楼的时候碰到老张，“来尝尝苏州的红烧肉嘛”，这是邻里间最正常不过的邀请，谢大富自然不会拒绝。事后，谢说，他觉得这肉是吃得“太亏了”，“吃了块红烧肉，喝了一杯酒，却接受了警方反反复复8次问询”。

案发后，谢大富正在昆明跑生意，结果直接被4个成都警察带回来查案。“我怕他们认为我是老张的同伙，而且这个事情确实太大，配合调查也是应该的”。

当晚老张表现平常。谢大富回忆，当时除了说了句听起来更像是调侃的“这是咱们最后一次喝酒啦”的话，并无其它，那天还仍然保持了平常的喝酒水准，只喝了一小杯而已。他甚至还照例去斗了地主。当晚8、9时，一家张云良租住地附近的茶馆老板见到其正在该处斗地主，她当时未发觉异样。

唯一有些异样的可能就是张云良第二天起来得太早。6月5日早上7点多，罗大汉刚吃了面条正在刷洗锅碗时，看到张云良提了两个商场里面装裤子衣服的纸质手提袋出门了，用报纸包住了袋口。

他很奇怪这么早就见到张，在平时，张云良都是起得很晚。问:“老张，你去哪？”答:“我进城”。没发现反常的迹象，因此也没多问。事后证明，正是这简短的对话，老张得以被快速地证明“随9路车一起出事了”。

事后警方的调查证明，至少从6月3日开始，张云良的表现已经很不正常。“6·5”案发后，成都军区总医院附近一家加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6月3日上午，张云良总共去过加油站3次。头一回，张云良提了个塑料桶，被加油站拒绝售油；第二次，他提了个铁桶，交了100块钱，加了70块钱的油，桶满了；第三次又接了30块钱的油。

张云良生前的房东太太曹女士向记者证实，6月3日上午，张云良曾向其借水桶使用，但未说明用途，在征得同意后拿了其冲厕所的水桶，该水桶为某品牌装修用聚酯漆的废弃包装桶，容量是20公斤，案发后已被成都警方作为证物取走。

罗大汉猜测后来汽油可能是由装饮料的那种塑料瓶带上汽车，“那么多的汽油带在他身上，从我身边经过我却没有闻到一点的汽油味道”。

6月5日中午，罗大汉在茶馆喝茶时，老板娘说起“今天早上9路出事了”。一问时间，差不多正是张云良出门那会儿，“他不会那么巧就在那车上吧？”中午有人老找过张，电话打不通，下午开始大家一直给他打电话，仍是不通。到了晚上，房东见他一天没回，电话又打不通，就去收治烧伤患者的军区总医院挂了号，不久后，证实了张云良“正好就在车上”。

罗大汉回忆，出事头几天张云良的脾气不太好，把打牌的人都得罪了。这个也得到了诸多牌友的证实。一名牌友说，出事前几天，张云良一次打牌点了3个人的炮，被人催钱，他火了，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钞票撕个粉碎“催什么催嘛！早晚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