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扩招的悖论

从1994年起，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议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而最受争议的却是在5年后的扩招。

自从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考录取率一直在缓慢地上升。但是，大学生依然是个人人艳羡的“金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依然是每年最牵动普罗大众的最大事件。1999年春季的两会上，传出了扩大大学招生的声音。

就在高考就要举行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1999年高校要扩招30万！

当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扩大至159万，增量超过47%，录取比例超过46%，比上年大幅提高13个百分点。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持续10年的大动作，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启动。

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各中学里洋溢着兴奋的笑声。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扩招，许多大学都感到学校在教室、食宿等方面有压力。为缓解高校办学条件紧张的压力，中央财政从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中专门拨出14亿元用于这次高校扩招经费补贴。

这一年，大学收费标准普遍达到每学年3000-4500元。按这样的学费标准和每年4800元的生活标准看，一个学生念完四年大学所需费用将近4万元，不少贫困家庭的新生接到入学通知书时表现得忧喜交加。

扩招源于何因？著名经济学家汤敏、左小蕾夫妇被认为是高校扩招的重要推手。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各国，受此影响，中国经济亦陷入困局，扩大内需成为最重要的自救之道。与民生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都在那年启动了面向市场的改革。

1998年底，当时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的汤敏夫妇建言国务院:扩大高校招生，提高学费的同时配合大规模助学贷款，以此拉动内需。很快，他们的建议被采纳。

因为建议高校扩招，汤敏获封一个头衔:“教育产业化之父”。富于戏剧意味的是，人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却在几年间大不相同。一开始，它像诸多“……之父”一样，像个桂冠。然而，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日渐显露，这名“父亲”又因扩招饱受非议。

四年之后，当这批因扩招而得以走进大学的学生走出校门时，却发现了一个悖论，随着扩招而到来的是学生就业难这个更大的难题。

高考这座“独木桥”，比30年前确实宽阔了许多，但是就业却比以前窄了。在中国，所有的人都希望通过大学之路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但事实上他们发现，当交了高额的学费之后并不能兑现这样的承诺，很多人为之失望。

当没有选择权时，大学毕业生们接受一份工作，就像接受命运安排。当拥有选择权后，大学毕业生们发现，事实上，可选择的越来越少。

改革之路向何方？

对扩招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高校收费随着扩招水涨船高，贫困学生雪上加霜；大学生就业困难身价看跌，读大学越来越不划算；高校办学规模急剧膨胀的同时教学质量堪忧；大搞建设让很多高校债务缠身……

而今汤敏仍是扩招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同时坚决不接受“教育产业化之父”这一头衔。汤敏认为，简单地说，所有问题“都是扩招惹的祸”显然是不对的，比如大学生就业难，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周期都有直接关联，也与高等教育改革滞后和学生就业观念有关，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已经过剩，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扩招并没有‘扩’出更多的劳动人口来。”

一些专家也认为，虽然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有值得反思之处，但扩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高校扩招利弊之争恐怕还会持续一些年，但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最新表态值得注意: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明年扩招幅度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

随着高校收费的增长，一系列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出台。

2007年初，教育部宣布，从秋季开始，全国有6所部属师范院校开始提供免费教育。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新的资助政策体系将惠及约1800所高校的400万名大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1600万名学生。待新的资助政策体系中各项政策和措施都真正落实到位后，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将达500亿元。

更多的专家认为，教育财政的投入是根本之道。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到2007年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32%，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

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亿元教育经费，若其中的1/3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元。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元左右。有关教育专家称:如果“一个百分点”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