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由大自然对人类发动的决不亚于核战争的突袭。
从平时到“战时”，一切都猝不及防。
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国家肌体受损的同时，立刻编织着严密的神经，迅即推动救援行动——这场空前的国家应急大救援，给中国一次全面的检验。
这是国家记忆，亦是心灵记忆
★本刊记者/陈海陈晓舒王维博
丁尘馨(发自四川震区) 王婧(发自北京)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汶川县县长廖敏结束在卧龙举行的招商会，正赶往县城。
此时，他乘座的车辆距汶川县耿达乡大约3公里，突然地动山摇——左边是山，右边是江，山石如雨点般落下。
大地不再震动时，4辆车已被砸出几个窟窿，同行一位客商的腿被砸断。车后50米，有村民被落石当场砸死。
“快5秒，或者慢5秒，我们都没命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廖敏说。这位41岁的县长当时尚不清楚，100年来中国最严重的地震发生了。它的能量，相当于上千颗广岛原子弹的爆炸，超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两倍。
震中，就在他治下的汶川。
截至6月3日12时，汶川大地震中69107人遇难，18230人失踪。
这是一场由大自然对人类发动的突袭“战争”。
在这场以抢救生命为重心的国家应急大救援中，中国的行政体系、军事系统以及正在成长的公民社会，以充分的合作精神和方式，实现了世界救灾史上少见的迅捷、协同和高效。
(一)国家总动员
地震波从汶川县映秀镇地下10公里深处发出，以每秒约3000米的速度，传向四面八方。在距离汶川约140公里的北川县，它摧毁几乎所有的房屋，夺去15600条生命——包括3名副县长。它扫过南宁，让广西公安厅指挥中心总值班长刘方抄起电话询问公安部；青岛，正在参加“红十字与(北京)奥运同行”的胃肠外科教授汪志明感觉到眩晕。
西安如是，贵阳如是，上海亦如是……6分半钟后，1530公里外的北京，高楼中的人群慌张地逃下来。“鸟巢” 的建设者之一郭昊东，被震得一惊。
14时40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通过“短信速报系统”通知国务院办公厅。“最初没有用红色保密电话，因为短信速报系统更快。”国家地震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程师说。4年前的印尼海啸，是用那部红色保密电话将灾情传递到中央高层的。
14时45分，台网中心预评估结果发布: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在中国，这是最高级别。
从河南考察农业和粮食生产储备情况后刚返抵北京的总理温家宝，在赶回中南海的途中得到这个消息，飞往成都的总理专机即时开始准备。
随后，红墙之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磋商，决定成立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66岁的温家宝任总指挥，李克强、回良玉任副总指挥。副总理回良玉兼任国家减灾委主任一职，地震发生时，正在乌拉圭出访。
中国的中央政府，开始以秒计算时间。“总理要去现场，请你们派一个局长陪同。”挂上电话，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刘玉辰穿上外套，就直奔西郊机场。
5月12日上午，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主持2008年第一次部务会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草案送审稿)》获得通过。
下午，空前灾害就降临中国——15时40分，作为减灾委副主任的李学举接到灾情报告，第一时间决定进入Ⅱ级响应。22时15分，国务院将响应等级提升为Ⅰ级——这是国家减灾委成立16年来，首次启动Ⅰ级响应。
16时40分左右，温家宝的专机从北京呼啸升空。10余名部长、副部长随同前往灾区。“在专机上，总理宣布成立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民政部一位副司长说。总指挥部下设救援、医疗卫生等8 个小组，各司其职。3天后(5月15日)，由于灾区水利工程受损严重，水利和饮水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总指挥部又增设水利组。
飞机上，温家宝摊开震区地图。这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系的总理，对地震的发生机理及重大灾害的应急并不陌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在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任职；2003年，他上任伊始，就处理了SARS危机。
总理的速度赢得普遍好评。2005年，致使1500多人死亡的“卡特丽娜”飓风刮过80小时后，美国总统布什才乘“空军一号”鸟瞰灾情。
军队也是如此。与飓风后40小时才赶到现场的美军不同，中国军方在灾后4分钟就开始集结。除在第一时间开赴灾区的近2万名官兵，3000名公安消防和武警也随后紧急调往四川。以军方为主力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和国家地震灾害现场工作队在北京集结完毕，登机飞往灾区。由于随机调运大量物资，赶到机场的环保部一位副部长被“挤”出航班。
震后18分钟，新华网向全球播发大地震消息。此后，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启动24小时震区信息直播。“这为救灾带来非常大的帮助，是开放政府的表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评价。“非常大的帮助”部分是指347亿元国内外社会捐赠、数十万志愿者以及台湾、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国际救援队——透明信息，实现了真正的“国家总动员 ”。
傍晚，专机降落在成都太平寺机场。身穿蓝色夹克的温家宝即往震中汶川，但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挡住了总理的去路，部署工作就在都江堰的帐篷里展开。混合着雨点落在彩条塑胶布篷顶上的敲击声、临时发电机的轰叫声，各部委、四川省官员根据会议要求，立即打电话下达工作命令。
第一道现场指示从帐篷内发出:救人！就是步行，也要尽快进到受灾最重的地区。
(二)“战”时政府运转:从映秀到北京
被临时“军管”的县城
余震不断，落石和滑坡还在继续。用手机向外界求救，信号全无。汶川县县长廖敏一行只能展开自救，撕破衬衫，包扎伤员。
晚上听收音机，播音员语调悲沉。廖敏才知道汶川发生强烈地震，当时播报震级7.6级。
“一下子懵了。”廖敏追忆说，“作为一县之长，责任感告诉我，一定要赴重灾前线，抢险救援。”可哪儿都走不了。给县委书记王斌屡拨电话，一个也没接通。
困在桥头一夜，“特别害怕”——廖敏不讳言当时的情感，“有点听天由命的感觉”。
廖敏不知道此时的王斌也在牵挂他。此后几天，“县长失踪”的消息成了国内一些报纸的头条。
5月12日14时35分，汶川县城。
作为县里级别最高的官员，县委书记王斌“没有时间害怕”。“县级干部到县委门口集合。”王斌用最原始的方式，奔跑着大喊大叫。5分钟后，10多名县干部陆续出现。
王斌作简短动员:“地震了，立即启动紧急预案。”
14时40分，距地震发生12分钟，汶川县抗灾指挥中心成立。
正在汶川出差的阿坝州副州长肖友才担任总指挥,王斌任指挥长，县委副书记张志宏、常务副县长张通荣以及生死不明的县长廖敏任副指挥长。指挥中心由3个工作组构成——人员疏散组，紧急疏散城区4万群众；抢险救灾组，第一时间奔赴汶川县13个乡镇，指导抢险；维持秩序组，指挥武警部队在县城搜救和维持秩序——这是10万平方公里的重灾区成立的首个抗灾指挥中心。
两个多小时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北京驶往成都的飞机上宣告成立。
汶川此时的局面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80%的房屋没有垮塌，但已不能居住。人们被组织到一个叫姜维城的地势平坦的高地，及几个学校的校园。
秩序开始混乱，几家商店即被打劫，甚至有团伙到处打家劫舍。幸存的武警,立即招募人员组建巡逻队，守护需要重点保护的银行、超市和食堂。
下起了雨，人们在各色简易塑料篷布下，依偎取暖。
晚上，13个抢险救灾工作组成立。县委书记王斌要求各工作组尽一切办法，分赴全县13个乡镇，维护社会稳定，指导抗震救灾。
第二天，县委书记王斌到粮库盘点，发现粮仓里都是有壳的稻谷。没电如何去皮？交通通讯水电皆断，王斌更担心县城出现疯抢，局势失控，一道“死命令”下到驻地武警、森警、消防和民兵，要求对所有商店、加油站、油库实施管制，死守粮食和水源，“按战时调配，有计划供应，以保障城区4万多人的生存。”
现场处理了几名抢劫者，暂时控制住情势，但谣言又开始疯起。
“四位一体”的各级联合指挥机制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此次地震受灾4万平方公里，面积近半。
大地震5分钟后，在成都的会场里，中共阿坝州委书记侍俊对四川省政法委书记王怀臣说，这会不能开了，我们得马上走。
13时40分，连续拨打一个多小时，侍俊终于拨通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李广俊的电话。对方话语焦急:“发生强烈地震，7.8级左右，震中汶川。”此时李广俊已到都江堰。
在去都江堰的路上，侍俊不停地拨打辖下13个县委书记的电话，除了九寨沟县委书记赵平和松潘县委记黄芝林的电话能接通，回答说有强烈震感，其余皆无音讯。再往后，哪儿都拨不通了。
急切中，侍俊找到驻都江堰部队，用军队电台同赵平和黄芝林取得联系，断断续续下达阿坝州震后的第一道指令:一、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切以抗震救灾为中心；二、以县、乡、村为单位，全力组织救援；三、避险，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余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四、千方百计打通生命通道；五、就地组织自救，各级党委政府立即成立现场指挥部，自救待援。
随后，侍俊补充了第六条:“尽一切努力保证灾区秩序。”
侍俊让赵、黄二人代他全力通知到各县，并直达各乡镇。
侍俊自己最想做的，就是尽快进入震中地带。
离开都江堰，已是17时20分，侍俊准备从北川经茂县入汶川。车到桂溪，山体坍塌，道路中断，只得折回。此时是13日凌晨3时。
折回都江堰时，四川省抗震救灾驻都江堰军地联合指挥部已成立。侍俊向“联合指挥部”汇报沿途所见情况，提出“ 要开辟水路”。
5月12日18时，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驶向重灾区汶川的越野车因公路严重毁坏，被迫折返都江堰。
当天晚上，由刘奇葆任指挥长，省长蒋巨峰、省委副书记李崇禧任副指挥长的四川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接受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领导。省政府下属的各职能部门——公安厅、民政厅、卫生厅等等，也在第一时间成立了自己的临时指挥中心。
按照总理温家宝的指示，为了统一协调指挥陆续到达的救援部队、武警官兵、公安消防以及医疗卫生等单位，成立了四川省驻都江堰军地联合前线指挥部，都江堰前指由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孙建国中将牵头，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5·1 2”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指挥长李崇禧协助,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柯尊平进入指挥部强化组织协调。
“四位一体”联合指挥机构是通过军地合署办公，有效地整合解放军、武警、公安消防、地方救援等四个方面的力量，对其进行协调指挥。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都江堰前指将从当地政府、救灾部队、企业和灾民等各方面收集到的大量灾区信息进行甄别和判断，前指各指挥员通过空中和地面分头深入灾区了解和核实情况，根据灾区的实际需要，及时处理面临的各种紧急情况，并不定时地召开军地联席会议，确定每阶段的救援工作重点，“通过科学用兵，混合编组，联合救援，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为抗震救灾初期各项救援工作的有序展开，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这一机制迅即在阿坝、德阳、绵阳、广元等重灾区推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当地各级指挥部都以地方首长为总指挥，在救灾工作中军队要服从、配合地方。
李崇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应急预案下，从省到21个市州都成立了抗灾救灾指挥部。没有灾害的地方，有支援的任务；有灾害的地方，就承担救灾的任务。”
此时，除了国务院总指挥部与四川省指挥部，州、县、镇三级抗灾指挥部也全部建立。
因通讯中断，各种大大小小的指挥部只能在自己的权力体系中运作。可参照的行动文本是2006年1月下发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的行动指示包括:最大程度地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政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职能交叉带来的混乱显而易见——仅调运帐篷一项，有民政部、公安部、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参与；在对核设施、水库、危险化学品的监控和预测方面，科技部、国资委、环境保护部纷纷投入人力物力。接受捐赠上，民政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均开始接受捐赠。
对此，国家减灾委专家组组长王昂生认为，如果中国能有类似美国“费马”那样的专业减灾机构，效率会高很多。而中国国家减灾委，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协调机构。
“应急预案不能预见全部，我们现在拼命往下面调查，有什么问题马上解决。8级地震谁遇见过？”分管阿坝州救援的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们下放决策权，(让他们)放手大胆地去干。连我到一线，都不敢指手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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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海陈晓舒王维博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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