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毛泽东发怒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此时，备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社会，人民健康水平十分低下——

以世界卫生组织用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的三大指标来看，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新生儿死亡率在千分之二百左右，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

传染病、寄生虫疾病、营养不良等疾病肆虐，瘟疫横行；

1949年，每千人口拥有医疗床位0.15张、卫生技术人员0.93人、医生0.67人、护士(师)0.06人；

……

1950年8月，新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政府卫生工作方针。

在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在卫生工作方针中增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内容。于是，在经政务院批准后，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变更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这4项方针一直沿用到1990年。在其指导下，新中国作出发展适宜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等决策。

今日看来，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当时，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往往青睐西方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依赖通过高投入培养出的高技术型医生，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和以治疗为主的导向，更加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公共卫生等。

中国却通过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令公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到1981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7.8岁，新生儿死亡率降低到千分之三十七点六，孕产妇死亡率也大幅度降低。

然而，卫生资源分配不平衡，特别是优质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十分突出。

据史料记载，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得知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时，毛泽东发怒了。

毛泽东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他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此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在赤脚医生大规模出现之前，卫生部对农村缺医少药的应对办法是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

钱信忠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做好农村卫生工作》一文中提到:“1965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对卫生部关于组织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报告的批示，至4月初，全国各地就有1500个医疗队，18600名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卫生部还派了两名司局长分赴四川、广西等地检查贯彻执行情况，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下农村巡回医疗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的高潮，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从毛泽东1965年6月份对卫生工作的批评来看，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治本之策。

1966年8月10日，“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覃祥官就此干起了赤脚医生。

覃祥官的合作医疗，最大特点是“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具体办法包括，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

这种农民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合作医疗制度，被毛泽东称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当时，《人民日报》以《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为题报道，称赞覃祥官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合作医疗制度被迅速推广到全国90%以上的农村，亿万农民的就医用药难题得以初步解决。

在那个年代，《赤脚医生手册》堪称“全科医疗医药”宝典，其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